经过1950年代对私有房产的两次国有化改造和长达四十六年的新村建设，上海建立了完善的公房体制。不仅房产交易和房屋租赁受政府管制，城市住房的投资、建造、分配、管理全部由国家和政府统一负责—高度集中的住房体制对缓解战后住房短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长远看，公房建造和维修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也给中央和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公房建设进程缓慢、甚至出现了停顿。1980年代以后，国家的城市政策从片面强调生产转向生产与生活并重，改善居住条件和提高消费水平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上海的住房投资也逐年提高：1977―1990年间的年均住房投资额达到了5350万元，是1959―1976年间年均住房投资额的155%。[1]然而，由于“欠账”过多，直到1990年，全上海市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4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住房困难户仍有32.7万（占户籍人口的14.4%），人均居住面积低于2.5平方米的特困家庭有3万户，69%的住房没有独立厨卫设施。[2]改善住房条件成为上海市民最迫切的需求。
1990年代以来，以“疏解市区人口、改善居住条件”为目标的旧城改造首先出现在里弄地区，随后向市区边缘的工人新村蔓延。短短十几年间，大量的里弄街区和老式新村被拆除，高层商品房取而代之。里弄居民与新村工人迁往近远郊的大型动迁安置社区。旧城改造对上海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也成为观察和理解新时期国家与新村工人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本章通过梳理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旧城改造政策演变、遗产保护意识的兴起等四方面的变革，将曹杨新村置于城市大开发的背景下，审视这一时期它所面临的困境与居民的行动策略。同时，围绕着新村的遗产保护与更新，诠释利益相关者（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新村居民）的立场与博弈过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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