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以国有企业改革和住房商品化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对新村“单位制”的居住状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1）国企改革与下岗。1990年代中期，上海国有企业改革引起大量职工下岗，以纺织、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为主要居民的曹杨一村更是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居委会的统计，截止2010年，新村工人的下岗失业率（处于就业年龄段）已经超过80%。[10]大面积的下岗意味着工人与单位之间的依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按照居民自己的话说，“厂子都停产关闭了，厂房和地皮也卖作他用。现在的工资是劳动局发，医药费找再就业中心报销，我们跟原单位没什么关系了，连人都找不到了。”（CY014）虽然新村工人的下岗情况各有不同，下岗方式[11]也有差别，但工人从单位被推向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单位制的突然解体打破了国营企业原有的各种福利制度，给工人家庭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威胁。但同时，工人也从单位制的全面控制中游离出来，进入相对自由的职业市场，居住流动的第一重限制—工人对单位的依附关系被打破了。
（2）住房商品化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单位制组成部分的“福利住房”制度也在1990年代末开始改革。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明确规定，作为单位公房的承租人，职工可以向单位购买房屋产权—这使得公房权属的改变成为可能。尽管曹杨一村的住房由于“厨卫合用，公摊面积无法进行产权分割”等原因不具有明确产权，但在1990年代末开始的“公房私购”[12]浪潮中，这种“部分产权房”也可以在房地产市场上交易和买卖，有条件的居民仍然向单位购得了这种“不完整”产权，而没有能力购买的工人家庭也因为单位的解体和长期居住的事实被房管所默认拥有长期使用权。住房商品化改革实质上赋予新村居民“处置自住房”的权利。住房不再是单位租给职工的一种福利，而是居民可以租赁和买卖的商品，居住流动的第二重限制—居民与公房之间的依附关系也发生了松动。
（3）社区移民化的趋势。如果说单位制解体和住房商品化改革为居住流动提供了供给方面的可能，那么，大量涌入上海的移民则为居住流动提供了需求方面的可能。根据居委会统计，曹杨一村的外来人口比重从1996年的0.9%（46人）上升到2010年的40%（1800人）。尤其是2000年以后，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7%，新村移民化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时期（表6-1）。
这些移民包括上海籍流动人口（约600人，占30%），外地籍移民（约900人，占50%）以及特殊移民（回沪知青约250人，占13%；半家户[13]约120人，占7%）。除特殊移民，绝大部分的外来居民都需要在新村租房。在总人口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这些增加的外来人口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本地居民也正在快速地离开新村。表6-1中“出租户”与“户在人不在”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可见，曹杨一村的移民化不是外来人口单方面的“侵入”，而是由本地居民的“流出”与外地居民的“流入”共同完成的。
除了数量的快速增长，流入的外来居民在人口构成，特别是年龄和职业构成方面与原居民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6-2和表6-3）。
数量上的统计大致反映出移民化过程中新村人口结构性的变动，进一步的问题是：本地和外来居民的“流出”和“流入”在家庭层面是如何发生的？不同类型的家庭为什么要流动？他们选择了怎样的流动方式？流动的形成需要哪些条件的支持？流动后的新老居民生活又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分析将通过实地调查，对本地和外来居民两个群体在居住流动的成因、方式、条件三个方面的机制及其结果（社区融合）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表6-1 曹杨一村历年人口统计（1996―2010年）(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曹杨一村居委会档案
＊ 为了解社区居民的异质化程度，此处的“外来人口比例”是指外来人口数占实际人口数的比重，而非占户籍 人口数的比例。
† 此值为估算。2010年3月派出所对曹杨一村流动人口进行了调查，其中登记在册的外地户籍人数为917人，上海户籍为618人，考虑到至少还有20%隐性外地籍居民没有接受调查，调查员估计曹杨一村的流动人口总数大约在1800人左右，占实际居民总数的40%。
1.户在人不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新村外的居民通过买房或直接把户口落在亲属家而获得新村户籍。另一种是搬迁离开新村的居民仍然将户籍留在村内。这些情况都与子女上学和动迁预期有关。
表6-2 本地户籍与外来居民的年龄构成（2010年）
表6-3 本地户籍与外来居民职业结构特征（2010年）
数据来源：曹杨一村居委会档案及调查结果
＊两次统计中的外来人口总数相差600多，是因为职业统计中加入上海籍外来居民人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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