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的变化与新村工人的行动策略和价值观差异

靠近工业区的曹杨新村是为工业生产服务的，方便工作的同时也减少了新村工人照顾家庭的时间。虽然新村一代工人的职业和居住状态是稳定的，但家庭关系却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特殊的经历使得二代工人在家庭关系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

（1）家庭结构碎片化。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知青下乡运动中，无论男女，15～18岁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必须下乡。虽然自1970年代开始，因考虑到年纪大的父母需要孩子照顾等因素，上海规定每个家庭允许留一名子女在身边，但“留一个”的政策，在多子女家庭的内部却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在决定“谁走谁留”的问题上，兄弟姐妹之间往往发生争执；有些下乡子女则要求父母每月寄一定的生活费以补偿他们为家庭做出的牺牲。这些16～17岁的知青在度过了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之后，往往在30岁以前仓促成家。有的是和同去知青结合，有的则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与当地农民结合。后者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回城的希望，在农村安家。然而1970年代末开始的回城潮，又使得这些混合家庭纷纷离婚或者放弃孩子回到上海—两地分居造成家庭破碎的情况十分普遍。同时，知青回到新村以后，因为没有住房，他们只能与父母和留在新村的弟妹同住，于是赡养老人和继承父母房产的问题又成为新的家庭矛盾。下乡的孩子认为自己做了牺牲，而留在上海的孩子认为一直是自己负责照顾长辈，更有资格继承父母的财产。兄弟姐妹之间因为使用父母住房而引起分歧一直是新村家庭纠纷的主要原因。

（2）家庭互助。家庭成员的空间分离和结构碎片化也一直伴随着成员之间频繁的互助行为，特别是在他们回城和下岗以后。由于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可依附的单位，又缺乏社会保障，家庭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家庭支持既存在于父母之间，也来自于兄弟姐妹）。互助有经济方面：例如知青插队落户时候家里寄钱，对下岗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对退休父母的财物赡养，等等；有相互介绍工作机会：如父母提前退休让孩子顶替自己的岗位，留在上海的弟妹帮助回沪的哥姐找工作，下岗以后再就业等等；还有日常生活上的互助：如解决住房、户口、子女读书的问题，以及帮忙照顾家里老人，等等。此外，精神慰藉也是家庭互助重要的内容。

1996年下岗一开始，我一点工资都没有，后来才给了200多，接着300多。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差，成天想着这个家怎么办，怎么能撑下去，女儿还在读书，老公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我们年纪也大了。真的，当时真的很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妈妈偷偷给我大姐打了电话，我大姐在第一时间，下了班就从龙华赶回家，当时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她跟我说“没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有饭吃你就有的吃，我们喝粥你也有。姐姐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她走的时候塞给我500块钱，说是送给我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这个事情我记一辈子，爸爸去世得早，大姐对这个家的作用太大了。（CY011）

家庭成员之间频繁的互助加强了家庭团结，也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毛泽东时代新村工人的家庭结构稳定，但家庭关系相对松散（劳模工人对家庭的照顾十分有限），而1980年代以后家庭结构碎片化却形成紧密的家庭网络。这一矛盾现象可以从“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去理解。在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家和单位在安排新村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家和单位号召新村工人们“舍小家为大家”“先生产后生活”；鼓励妇女们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动员新村青年积极下乡、“到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国家通过“单位”（工作地）和“新村”（居住地）两种途径，把工人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分离出来，个人和家庭被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所替代。而19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1990年代的单位解体和工人下岗，国家和单位的突然撤出使得新村二代工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原有的家庭资源。虽然这种资源也相当有限，但家庭毕竟填补了单位制解体造成的生活资源的匮乏。这种关系的变化显示出新村工人是如何通过调整个体和家庭行动策略来回应国家政策的变动。

（3）代际差异。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还表现在两代人价值观的差异。尽管新村一代工人也意识到地位的下降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必要的“牺牲”，他们相信国家会逐渐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尽管已经退休，但新村的老工人们还是积极参与街道和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配合他们搞好社区管理工作。对于子女的抱怨，他们认为年轻人把过去一些优良传统丢掉了，不讲奉献，不关心国家和集体，工作缺乏负责心，只注重个人享受。(www.xing528.com)

旧社会好多不良习气到解放后都没了，可现在又回来了。你看到处是棋牌室，年轻人玩一下子几百几千块，我们就看不惯……过去我们在单位每周有好几天的政治学习，新村也组织我们每周读两次报纸，叫“汏脑子”^[9]。以前没有电视机，有国家指示和政策通知的时候，街道和居委会就组织我们去文化馆一起开大会。现在的居民也不关心，国家的事情也没人知道，年纪大的就是搓麻将，年轻的就是赚钞票。现在的人只想钞票，爹娘都不要了，道德品质一塌糊涂，也应该去“汏汏脑子”。（CY039）

而苦难经历让新村二代工人认识到，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一切还是要靠自己、靠朋友。他们认为，父辈那一套服从、奉献的价值观已不适应今天的社会了，奉献在今天就意味着吃亏。父辈已经不了解新的社会规则了—生活经历和观念上的差异造成代际之间日常行为的分歧。

我爸是老革命，他“思想好”。那时候他在单位什么都让，分房子让，加工资也让。他说自己是领导，要以身作则，有困难的人很多，要先人后己。电话机本来是由单位给我们装的，但我爸不要占国家的光，由自己出钱装。

我的婚姻也与他“思想好”有关：那时我在黑龙江乡下很苦，我有个在北京做官的叔叔想把我调到北京的兵工厂工作，但我爸不同意，他觉得我在乡下接受的贫下中农教育还不够，手上还没磨出老茧。因此我赌气跟当地一个农民结了婚。你不是不让我回来吗？好，我就在农村成家。

1988年我从黑龙江回来以后住我爸这里，但房子太小，我想把顶楼“升上去”^[10]，他不同意，说是违章建筑，影响不好，为此我们又争了很久。后来我儿子女儿年纪大了，不能睡一张床了，2000年我让妹妹把他接过去住了几天，趁机把三层升上去了——不理他。他胆子小（不想加盖阁楼），可是住不下怎么办？再说，别人都升上去，为什么我们不行？（CY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