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中大多数二代居民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都认为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
我们这些人命不好，该读书时被下乡，回城时找不到工作，好容易有了孩子却赶上独生子女政策，快退休时又被下岗。怎么说呢，运道（运气）不好吧，没赶上好政策……我们这代人被耽误了。（CY071）
对于下乡，新村知青承认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然而大部分的新村知青对国家上山下乡政策本身表示理解。
（那时）国家也没办法，经济不好呀，城里也没（多余的）工作岗位。其实国家是给我们知青拨了款的，就是到了农村没落实。（CY063）
新村知青并不认为自己下乡所经历的苦难应当由国家来负责。当时全国的城市青年都下了乡，这种苦难遂被新村知青们理解为他们那代人无可避免的革命牺牲。虽然新村知青在选择下乡去向时会尽量避开生活环境恶劣的地点，但“响应国家号召”的牺牲精神在那个时代仍然被大多数人视为“最革命、最值得尊敬”的行为。
然而为了回城，知青必须与相关政策或明或暗地周旋，有时甚至需要以个人前途或家庭的完整为代价，如放弃边疆城市的工作和干部身份，与配偶离婚，与子女长期分离，牺牲父母的工作来换取自己在上海的工作，等等。不仅如此，他们在回城之后仍然要面对各种政策上的限制。新村知青遭受的困苦使他们产生“自己为国家奉献了青春，结果却被排斥在城市之外”的愤懑。一位新村知青带着她的一个孩子先回来，当她得知上海终于有了第二个孩子回沪政策之后非常高兴，但当她看到相关政策的时候又极度失望，因为政策规定的各种条件她根本无法达到。被排斥的感受在1990年代单位制解体的进程中又再次加深，种种遭遇让他们开始质疑新时期工人政策的公正性。
如果二代新村居民尚可用“革命激情”“有革命就有牺牲”来说服自己去面对“第一次放逐”（上山下乡），那么“第二次放逐”（下岗）就让他们难以接受。因为这一次并不是所有同龄人，而只是他们—工人阶级的后代，曾经的国企职工—失去自己工作的权利。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是工人阶级的父辈在十多年前还是“社会主人”，而今他们却被迫放弃这一身份。(www.xing528.com)
我是1992年下岗的。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当年那么多工人忽然就莫名其妙地下岗了？下岗也没有相应的（保障）政策，就让大家先回去，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没收入，我家人怎么办？医疗费找谁报销？（CY014）
第二代新村居民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照，反而是那些过去被认为“不本分”“不守规矩”的生意人甚至是事业单位中年轻的办公人员也比他们状况好（回城之初他们还不愿去这类单位工作）。无论是与工厂领导，还是其他职业相比，收入上的差距刺激着新村工人。
现在收入两极分化很严重，1987年的时候是3.3倍，现在是25倍——这是报纸上登出的。企业老总一年拿500多万元，企业工人只有三四万元，一般公务员、教师的月薪有七八千，我们工人只有一二千元。这几年每个月的工资涨了100多元，可物价涨了十几倍。（CY059）
毛泽东时代工人家庭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在“平均主义”的背景下，他们的收入不算低，社会地位也相当高。新村二代居民下岗后的收入虽没有降低，但与上涨的物价或其他行业的薪资相比，他们便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又由于就业状况不稳定和缺乏社会保障，新村工人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地位方面，他们都成为社会的中下层。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过去令人羡慕的无产阶级工人在今天却要靠政府救济。
与国家的紧张关系还体现在二代居民的身份认同。在访谈中发现，虽然下乡生活给二代居民带来很多困苦，但他们对“下乡知青”的身份并不抗拒，大部分居民提起当年的经历颇为自豪—知青成为他们的集体记忆和共同身份。从同一个地方回来的新村知青年年都要聚会，有条件的家庭还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故地重游。与此相比，他们对“下岗工人”的身份却很难接受。如果说这两个身份都是国家赋予的，那么他们对这两个身份的认同程度也清晰地反映了社会变革中新村工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少二代居民至今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父辈生活。
毛泽东时代“吃大锅饭”，工资都差不多，虽然不多，但人人都有活干、有饭吃。我现在下岗，除了领退休金还另找了一份工作，两边拿工资，但钱也不够花。我儿子没钱结婚，房子也没有，压力大负担重呀！（CY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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