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后的新村知青仍然面临各种困难，首先是就业问题。除了顶替父母获得工作的知青，其他年龄超过30岁限制或者父母已退休（无可供顶替的岗位）的回沪知青就不得不与同期达到就业年龄的城市青年竞争。回沪知青一般年龄较大，又缺乏技术，通常很难被国企录用，只能被街道工厂或待遇较差的集体企业吸纳，而那些没有单位愿意接收的知青，就只得做点小生意或长期待业在家。
我1952年出生在新村，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最小。我从小就不喜欢读书，高中没毕业就赶上上山下乡，去黑龙江种了6年的地。1975年回上海没找到工作，自己就做些水产和服装生意，1979年在街道人防办找了一份工作。因为我喜欢打牌赌钱，被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发现，到青浦（监狱）待了1年半，老婆为这个跟我离了婚。（从监狱）出来后，我在单位待得不舒服，1985年就辞职不干了。后来跟几个朋友做服装生意，开始赚了不少钱，但因为不会理财也都花掉了。1992年时生意难做了，我爸帮我在他的厂里找了份工作，但没几年厂子也倒闭了。后来就不再找工作了，五十几岁，又是一个人，算了。爸妈走了（去世）以后，他们把房子留给了我，我现在就靠房租生活。（CY008）
其次，比就业更困难的是住房问题。即使顶替了父母的岗位，极少有企业可以为这些返城知青提供集体宿舍。很多年纪更大、资历更老的职工尚且分不到房，更不要说这些新来的顶替知青了。而其他进入街道工厂或者没有接收单位的知青，就彻底失去了住房分配的权利，他们只能与父母挤在新村面积狭小的住房内。这比下乡之前的情况更加困难，因为知青离家时是单身，归来时却已成家。12～16平方米的房间往往要住2家人（5～6口人），若碰上家里有尚未出嫁的兄弟姐妹，居住情况更是拥挤不堪。个别条件好的单位会给一些级别较高的老工人“增配”住房，但这种情况仍是少数。多代共居现象常常会引发家庭矛盾，所以知青在回沪前都必须事先考虑住房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其他事情都不靠父母的，包括回上海都是靠自己朋友的关系。但是这个房子，只能靠他们帮助，没办法。别的都能解决，没地方住不行的。我回来时正好我二哥单位分了房子，他们一家刚刚从我爸妈家搬出去，否则我跟两个孩子真没地方住。孩子小还可以，但我儿子、女儿都上中学了，不能再睡一张床吧？我自己能找到单位就不错了，房子就没办法 （自己解决）了，只能让爸妈委屈一点。（CY035）
再次，回沪知青还面临子女的户口与教育问题。部分知青子女随父母到上海后，往往相当长时间都得不到上海户籍（尤其是第二个孩子）。当时上海为了杜绝假离婚现象，只允许知青的一个子女回沪。很多知青担心回城政策变化，就不顾户口问题，先带孩子回去，造成既成事实。即使在1980年代政策放宽后，为了拿到孩子的出生证、未婚证等各种证明，知青们还要经常回到远在边疆的乡下办理（而这些边疆地区在20世纪60―70年代根本无法提供正规的出生证明）。由于政策不符或材料不全，很多知青孩子在上海长期没有合法户口，因此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无法享受与一般孩童同等的待遇。知青在上海的兄弟姐妹也不会同意把知青子女的户口落在知青父母的房产上（尤其是待动迁的住房），因为当时上海的房屋拆迁补偿政策按户籍人数计算—户口上每多一个人，人均就会少分得一部分动迁费。为了能让孩子既能落户又避免家庭矛盾，很多知青事先与兄妹签订协议，保证迁入只为孩子的户口，而不会要将来的那份动迁补偿。(www.xing528.com)
现在我家房子的产权是我老公的，户口上面只有我们夫妻和一个女儿。1988年的时候我老公在新疆的姐姐跟我公婆说，想把她女儿的户口从新疆迁到我们家。当时我们没想到房子的问题，也就同意了。后来他弟弟也从新疆过来，要落户口，我就不同意。他姐姐答应说，等自己结婚买房后就迁出户口，作为她弟弟户口迁进来的交换，我想想算了。没想到去年他们妈妈新疆退休了，也要把户口迁进来，那我就坚决不同意。现在都说得好听，什么“只要户口不要房子”，到时候动迁就都来要了。（CY034）
一切都办妥之后，知青又发现他们的孩子在学习上与上海本地同学之间存在着差距。虽然“文革”期间，全国的教育质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边远省份尤其是农村和农场，与上海比起来仍有较大差距。知青子女必须要花比别人更多时间才能达到同等水平。
那边条件毕竟还是不行，我的孩子一个13岁，一个15岁，回上海的时候女儿念小学六年级，儿子念初一。因为那边教学质量差，女儿入学的时候，上海的学校让她留级念五年级，我儿子来的时候上初一，还没学过英语，可人家上海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差了人家三年，上课一句也听不懂，没办法，我就花钱找华师大的学生给他补外语，每小时20块，否则跟不上的，连中学都毕不了业的呀。（CY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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