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居民回忆，1980年代以前新村的邻里关系相当融洽。
“因为是公用灶间，谁家水开了、菜烧干了，大家就互相喊一声；没米了，就去隔壁家借一点；小孩子在隔壁邻居家玩、做功课，甚至吃饭都是常有的事；要是邻居家来了亲戚没地方住，我们就自己到厂里住一段时间，把房子腾出来给邻居家用。即使是原来厂里不认识的，一起住进来就慢慢认识了。”（CY010）
紧密的邻里关系首先来自新村居民在职业、家庭出身[23]、社会和政治身份等方面的同质性，增强了居民之间的理解。比如当时纺织厂实行的“大三班”制度（每个工人一星期早班、一星期中班、一星期晚班），工人工作强度很大，有时白天也需要在家休息，而新村住房的厨卫是三户合用设计，隔音效果也不好，非常容易相互干扰。据居民回忆，当时住房按工人所在单位进行安排，即同栋楼里的居民基本都是同事（比如54～60号是国棉一厂，61～64是国棉二厂，65～68是三厂，70～85都是国棉七厂，等等），邻里能够互相理解。
“如果你上夜班，他们白天在家说话走路都会尽量轻，怕影响我们。如果谁家最近工作忙，那她家看孩子、做饭、照顾老人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帮助。”（CY069）
当然，社会特征的同质并不意味着居民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作息时间不同，对厨房、内院和走廊等公共空间的使用有时也会造成邻里之间的矛盾，但“新村工人”的身份认同和劳模准则的约束使得这些矛盾始终处于有效的控制中。(www.xing528.com)
“那时候也有矛盾，但总的说来大家都比较自觉，也懂得谦让。毕竟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而且大家都是单位的劳模，不会因为一点生活小事就影响工作上的关系，传到单位也很难听。”（CY075）
对“新村工人”身份的认同甚至消除了过去工人群体中存在的地域歧视。在1949前的私营工厂中，各行业工人的来源存在一定的地域集中：最能吃苦的苏北人多集中在码头搬运或纺织厂等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的工厂；烟草、玻璃等待遇较高的行业多为宁波和无锡工人；而技术含量较高的造船和机械行业则多广东籍工人。国有企业大多由私营工厂改制而来，上述现象也延续到新村中：一工区[24]的上海开关厂和香烟厂中宁波籍工人居多；二工区的器械厂中有不少广东籍工人；三、四工区的棉纺厂中大部分都是苏北工人。在过去，不同籍贯的工人之间由于职业、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往往隔阂较大，一般不会住在一起。但在新村中，工人通过新的原则（单位、技术等级、政治表现）被组织在一起，新的身份打破了原有的地域性隔阂。在工人中间，籍贯不再成为判断社会地位的标准，工人居住地也不再与职业、籍贯相联系，而是与所属单位建立起联系，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削弱了过去工人之间的地域性歧视。
（3）四工区的苏北人多一点，但我们没觉得谁是苏北人就看不起他。能住进新村的都是劳模，都是优秀的工人。虽然不是一个单位，但我们现在都住在一起，我们就要好好相处。（CY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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