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烈责任感激发单位工作效能

魏昂德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在就业、收入和生活福利等方面高度依附单位，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与单位之间存在一种实用性的互惠关系。^[19]在曹杨新村的调查中发现，新村工人对单位工作的投入虽然有一定的互惠，但更多的是主动投入，且不计回报。这种投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图4-4　画册《曹杨新村》与诗集《曹杨新村好风光》（1953年出版）

图4-5　电影《今天我休息》（1959年上映）中的曹杨新村

（1）超常的工作强度与责任。单位对劳模最首要的要求是生产上有贡献，这需要他们比一般工人更加努力。不论性别、年龄和家庭状况，主动的长时间加班是新村工人普遍的工作状态。

我是1952年第六织布厂的先进生产者。那时厂里只有一部车床，没有几个人懂得用。我提出要研究机械设备来提高工作效率，但我没有文化，就参加夜校，边学认字，边学习机械制图。那时工作非常忙，经常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11点，因为我经常要修机器，而且自己的生产任务还不能少，只好利用下班时间，后来我索性半年睡在厂里不回家。夜里一旦机器有问题，他们就喊我起来修，很累的。不加班的时候，我晚上还要上门向村里其他工厂的技术员请教。（CY012）

我们劳模讲得再好，首先就是要把工作做好。那时候工作起来不知道休息，天天加班，春节和国庆节自己也会主动去上班，没什么假期，不像现在。我们纺织工人平时早、中、晚三班倒^[20]，任务多的时候就连夜做，几天都不休息。加班多了会犯困，我就拧自己的大腿，腿上全是乌青，别人问我就说是摔的。就这样，我创造了连续89个月没有次布的行业记录。（CY095）

我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单位远一点的就不回家，桌子白天用来办公，晚上当床。家里人根本照顾不到，都是我爱人在照顾。所以我小孩小时候说，长大决不当工人，太累了。（CY012）

劳模们只是自己努力还不够，还必须“带动周围人一同努力工作”—这正是劳模制度在生产上的真正目的。

当了劳模，领导就让我多动员群众。开始我想不通，我工作努力是自己应该做的，为什么当了劳模就要动员别人呢？而且我自己没有文化，没有口才，动员不来别人的呀。厂里书记跟我讲：“人家评你当劳模，你就应该比一般工人做得更好。”于是我开始关心组里其他的工人。她们中有人怀孕，我就帮她们上夜班；下了班我还去家访，了解她们对生产的意见，鼓励大家努力生产。后来大家选我做组长，开始组里就我一个党员，后来我发展了十几个党员。我们小组产量提高一倍，材料节省了30%，连续10年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小组。（CY096）

（2）政治忠诚。早期的劳模评选重视生产贡献，但1960年代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企业职工的“政治忠诚”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否拥护党的政策，是否积极执行厂领导的决定，在工人与领导产生矛盾的时候是否能站领导一边，都成为车间和工厂领导考察工人表现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在50―70年代的工厂企业中，获得领导信任的往往不是那些技术熟练的老工人，而是一些政治忠诚度高的年轻工人的原因。他们在劳模评选中脱颖而出，并获得入党的机会。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有的是在1949年以前就参加党的秘密工作，有的是在1949年后的生产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工人。

我15岁进了日本纱厂做童工。那时候童工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工资低、吃不饱饭不说，那摩温^[21]还常打我们。有个大姐对我很好，救过我的命。她是地下党，她跟我讲苏联的十月革命，我听不懂，后来讲解放区的男女平等，很吸引我。18岁那年，我偷偷跟着她入了党。我的工作就是往厂里那些识字职工的信箱发传单。后来解放了，我跟她一起去街上跳舞，迎接解放军。（CY095）

这些获得信任的年轻工人大多出身于农村的贫苦家庭，文化程度不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政府宣传的政策和理论并不十分理解，但他们知道厂里的新领导给了他们荣誉和信任，他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当他们行为与党的要求一致、一举一动都遵循政治规定的道德时，他们就会得到组织上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鼓励。(www.xing528.com)

厂里开展政治学习，我才知道我们国家是（因）很多烈士牺牲才建立的。我自己什么都没做，组织就给我这么多荣誉，我既感动，也很内疚。我想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CY096）

（3）牺牲精神。如果说高强度劳动和政治服从在同时代普通工人群体中也大量存在，那么，为了工作不惜牺牲家庭利益甚至个人健康和生命则是劳模群体特有的行为特征，也是劳模最具说服力的道德品质。

我爸妈都是退伍军人。我爸是党的好干部，1950年国家号召精简部队，他就主动让我妈退伍回家。1958年国家说要解放妇女劳动力，他就鼓励我妈去工作。我妈工作认真，不久就被区工厂召为正式工人，还评了先进。60年代初国家经济不好，他又劝我妈回家，把岗位留给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那时候，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人很吃香的，我妈不想辞职，他就一直劝，最后还是让她回来了。要是她那时候不回来，现在至少每月有2000多块的退休金。现在什么收入都没有，全靠我爸的退休工资。（CY003）

我1976年从纺织厂调到金山化工厂，负责维修化工炉。那时候不知道化工污染对身体伤害很大，工作了几个月发现自己吐血、拉血，到医院检查的时候，我的整个胃都烂掉了，4个多小时的手术才把我救过来。尽管领导不同意，我手术后4个月还是去上班了。（CY012）

我老公也是劳模，他什么事情都很积极。当时，他们有个同事生白血病，医院要求单位组织献血，他报了名。所有人献完血之后（距需求量）还差一点，他觉得自己身体好，就主动又献了一次。结果，回家第三天，他的肝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抢救也来不及，两个月就走掉了。那时我才40岁出头，家里还有四个孩子。（CY010）

这种极端的牺牲精神很难用“投入―回报”的实用关系来解释，很多劳模在牺牲个人与家庭利益，甚至健康和生命之后，并不求得到相应的回报，甚至当这种回报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还要再三辞让。劳模工人中流行的观点是“工作要与好的比，生活上要与条件差的比”“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CY028）。如果只是为了物质奖励和荣誉，牺牲行为就会被视为目的不纯而失去了道德的纯粹性。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超越常人的牺牲呢？通过访谈，可以发现“牺牲行为”主要受两方面情感的制约。

一方面，新村工人对工作的极端牺牲行为来自他们对国家的感激。绝大多数的劳模在过去是地位低下的穷苦工人，新旧生活的对比让他们相信，是新政府给了他们稳定的工作，良好的收入和社会荣誉，他们的命运完全是因为新政府的到来才发生了转变。工人们常说：“谁对我好，我就应该对谁好，党对我们好，我们当然要感谢党。”（CY096）如何感谢？工人们认为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努力工作。

我1929年出生在苏北农村的穷人家庭，爸爸去世得早，母亲重男轻女，对我很不好。我17岁就到上海棉纺厂做工。那时候，我们小工的工资很低，只有老工人工资的1/4，每月交完房租就只能买1斗米。平时就是喝粥、吃咸菜。厂里监工看我们很严，不给时间吃饭，中午扒两口饭、上个厕所就赶紧回去干活。因为吃得不好，常常有工人晕倒。解放以后不一样，共产党的军代表给我们讲道理，说解放前给资本家做，现在给国家和我们自己做。厂里有了食堂，下了班还教我们工人识字。我工作认真，大家就推选我做劳模，还给全厂职工作报告。1952年单位送我来住新村的时候我才22岁，两年后我做了全国人大代表，还作为全国劳模去北京见了毛主席，那时候真的开心啊……我这个人重感情，人家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人家好，党照顾我，我就愿意对党好，努力工作。（CY096）

我爸死得早，家里穷，我11岁就被妈妈送给人家了。那家人条件也不好，新爸爸是电工，在一次工作中从电杆上掉下来摔死了。新妈妈就说我“克父”，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我17岁到上海，跟一个湖南老乡结了婚。后来打仗，他失业了，我们一家住进难民招待所^[22]，生活一直很苦的。后来新政府来了，给他在汽车修理厂安排了工作，生活算是稳定了。单位还教他识字，让他当技术员，后来是工程师。他工作认真，还当了劳模，我们一家住进新村来了。我们的五个孩子后来也都读了书，有了工作。我就想，过去他们说我命不好，现在我还是这条命，为什么共产党来了我的命就变好了？是社会不一样了，我今天的所有都是共产党给的，我当然要报答。（CY010）

另一方面，劳模的牺牲精神还来自外部（其他工人）和内部（自身）的“道德压力”。我们知道，模范制度不仅要鼓励生产，它还代表了一种新的“道德观”。整个50―70年代，从全国到省、市、地、县，人民政府在工厂、学校、部队、基层政府，甚至农村等各级单位都进行过劳模评选和宣传，在各个行业选出一批著名的劳模人物（王进喜、时传祥、雷锋、焦裕禄、陈永贵等），尤其是工人劳模（人数最多，覆盖单位最广），他们成为全厂、全市甚至全国工人学习的榜样。新村工人们认为，既然是榜样，党对劳模的要求与对普通工人的要求是不一样，劳模自己对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道德”要求也应当与普通工人不同—这种“道德”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道德，而是一种包含了国家意志的“新道德”，它包括忠于党、勇于牺牲、不计个人得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等。为了具备这种“新道德”，劳模必须对个人和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尤其是当个人利益、家庭观念与国家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必须能够做出超越常人的道德选择，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家庭关系和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之上。很明显，劳模获得的荣誉和鼓励越多，他们承担的道德压力也越大。劳模成为一种“道德标签”，它极大地约束着新村工人及其家属的行为。

厂里领导有什么要求，我总是第一个响应；有什么困难，我也是第一个迎上去。你是共产党的先进啊，你不第一个上谁上啊？

因为我一直忙厂里的工作，自己结婚的事很晚才考虑。就因为我自己是全国知名的劳模了，找对象也不敢找条件太好的，人家要说的。（CY096）

作为单位劳模，我必须以身作则。你有困难，人家也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所以单位要给我加工资，我推辞过4次，连分房子我也让过好几次。我家虽然孩子多，房子小，但单位里年纪大、等着房子结婚的人还很多，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房子。虽然家里人也有不少怨言，但最后他们还是都听我的。（CY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