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边缘临近工厂建造工人新村，除了方便职工上下班之外，还有重建基层社会的考虑。在1958年实行城市户籍制度以前，上海城市的人员流动十分频繁，[13]政府在划定基层社会各种政治空间范围和人员阶级成分方面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在一些工人集中的旧居住区，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地方帮派势力），一次次改变着旧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14]对政府来说，改造一个人口构成异常复杂的旧棚户区，远比建立一个新社区困难得多。越是空白的土地，建设者越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建造理想新村，选择理想的居民，树立新的生活规范—这为“新村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图3-5 上海棚户区分布（1949年）
来源：上海社科院经济所，1962：8-9(www.xing528.com)
图3-6 曹杨新村规划总图（1951年版）
来源：汪定曾，1956：3
有趣的是，通过比较1949年上海棚户区的分布（图3-5）与1978年工人新村与工厂的分布（图3-3）可以发现，相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剧烈变化，城市却仍大致维持旧上海“中心―边缘”的空间形态和社会空间结构：几乎所有的市级党政机构都集中在原有的租界地区，市人大常委、市人民政府、中共上海市委四分之三的市局机关都设置黄浦区内；[15]而代表着工人阶级翻身做主的新村被置于城市边缘，填补着原有棚户区之间的空白区域。经过了30年的工房建设，原有的租界地区与四周华界、贫民区域之间“中心―边缘”的关系非但没有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强化。陈映芳指出，城市形态的改变，不可避免地相对滞后于政治经济的变迁。有时候国家政治、经济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城市原有的地理关系并没有被迅速地改造。也就是说，城市环境的生产原则可以较快地改变，但空间关系的变化速度则要慢得多。[16]1949年后上海原有城市空间结构以旧有的面貌或变异的式样继续存在于新的社会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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