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先生产后生活的生活方式

1949年后的上海重建急需工业支持。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城市的工业发展计划没有选择新辟工业区，而是“在沪西、沪东、沪南三个现存工业区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生产规模”。^[10]扩大生产首先要满足工人的住房需求。考虑到现有工人大多住在出租房中（此时房地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开始），从市区私房的存量改造中获得工人住房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在远离市区的边缘地带另辟工人新村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尽管这样的新村“分散布置在郊区，造成了交通、福利和公共设施更多的额外投资，推迟了市区的改建工作”^[11]。到1958年底，通过国家统建和企事业单位自建结合，全市在城市边缘建成住宅468万平方米，住宅新村201个，有70多万职工和家属搬进了新居。^[12]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上海的“工人新村正在把大上海包围起来”（图3-3）。

在相对偏远的工业区进行新村实验，可以让新村工人在空间分布上有别于市区居民，也更加靠近生产地点。一些新工厂甚至在选址初期就已经把生活区作为厂区规划的一个部分。从选址角度看，新村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住宅计划，不如说是配合工业区发展的一种“服务配套设施”。

以曹杨新村所在的普陀区为例，全区的新村建设显然围绕着沪西工业区的发展分步推进—这种相关性既体现在各个时期工厂数量/规模和工人新村数量/规模的同步增长（表3-1），也体现在两者在空间布局上的互相渗透。特别是1952―1960年，工业化进程最为激烈时期也是工人新村快速建设的时期。工业区拓展、工人住宅增加、行政边界扩大成为1990年代前普陀区城市改造与建设最显著的三个空间特征（图3-4）。

图3-3　上海工人新村与工厂的分布及规模（1978年）

来源：翟丽王芝、谢琛，据《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333-360绘制

表3-1　普陀区工厂和工人新村的增长情况（1949―1990年）(www.xing528.com)

来源：《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1994：414-415，609-612

图3-4　普陀区工业发展和新村建设（1949―1990年）

来源：诸欣亦、辛蕾，据《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1994：23绘制

生活地点与工作地点的靠近，在方便了新村工人上下班通勤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休息、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空间之间的界限。在曹杨新村，1958年开通的3条公共汽车线路主要联系新村与工业区，而非市区。随着幼托、商店、医院等生活服务设施逐渐完善，居民们不用出村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但休闲娱乐场所非常少见，1949年前沪西工人经常光顾的茶楼、酒馆在新村也没有，“商店关门也很早”，唯一的文化馆“主要用来组织工人家属的政治学习”（CY039）。据第一代居民回忆：“那时候大家下班都很晚的，没什么8小时上下班的概念，碰到忙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厂里，几天都不回家……即使在家，晚饭后还是习惯去车间转转，离厂子近嘛，再说待家里没什么事做”（CY012）。“先生产后生活”“以厂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工人新村中十分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