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城市发展史都证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往往带来新的城市理论和规划思想，旧秩序的崩溃必然要寻求新的社会和空间组织方式。1949―1978年中国城市的改造也是如此，期间独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早在1966年，美国学者康（C.Kang）通过研究中国城市住宅问题发现，“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快速工业化与城市住房短缺的矛盾在1950年至1960年代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中更加突出”，尤其是1949年后政府对私人房地产业的取缔和大量流入城市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不断加剧城市住房的紧张。[1]华盛顿大学的陈金永教授（Kam Wing Chan）通过对1949年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梳理，认为“高速工业化与低城市化率并存”的独特现象只能从“生产先于消费”“消灭城乡差别”等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出发才能解释。[2]香港学者薛凤旋在比较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后也认为，1949―1978年的中国城市在城市化、土地利用、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很明显采纳了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与苏联经验极为相似的城市规划原则。[3]吕俊华等则把3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划分为“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1949―1957年）”“‘大跃进’与调整（1958―1965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8年）”三个阶段，并指出“计划经济、重工优先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发展重心向内地转移、反城市策略”分别代表这三个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4]
已有研究大致勾勒出社会主义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轮廓，然而，这些理论对于解释1949―1978年上海的空间实践依然存在距离。从本章开始，我以1949年后上海建成的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为研究对象，进一步追问：社会主义城市理论是如何在住宅建设层面被实践、被修正的？这种空间实践与1949年前上海的城市空间是如何并置与衔接的？工人新村又创造了怎样的新空间和新的生活方式？如果1950年代以来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变革，那么它在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必定会留下持久的印记—通过新村选址、街区空间、户型设计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等方面全面体现新政府的政治抱负。(www.xing528.com)
选择曹杨新村出于三个理由：首先，曹杨新村自1952年建村时的有1002户居民的小区发展到1990年代拥有3.2万户、10万居民的大型居住区，见证了社会主义各时期上海城市空间与社会变革的全过程。作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家园，曹杨新村幸免于多次城市改造，2004年还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至今大部分第一代新村工人仍然居住于此—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城市发展的活化石。其次，作为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在规划选址、土地征用、公建配套、房型设计等方面的经验对后来的工人新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它成为理解整个工人新村计划的一把钥匙。最后，鉴于曹杨新村的特殊意义，市、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档案，为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对于社会主义城市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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