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上海在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受到诸多的限制。国民政府的《大上海都市计划》被“生产先于消费、内地优于沿海”的社会主义城市理论所替代。1949年底，指导上海城市建设的苏联专家认为，上海的基本人口[34]比重过小，属于畸形的消费城市。对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应当增加基本人口数量，疏散非基本人口，严格限制大城市的规模。[35]甚至有人提出要把上海城市人口的一半都迁往农村。[36]在1953年“一五”计划中，156个国家重点大型工业生产项目没有一个分配给上海，大批上海工厂和有经验的职工被有组织地外迁支援内地建设。相比之下，国家更加重视首都和内陆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上海实施了十分不利的财政政策。[37]这一时期的新工房建设量十分有限，主要有1952―1953年间由国家统一投资建设的工人住宅示范性项目“1002户”[38]和“两万户”[39]。两年内建新村70个，面积436万平方米，占1949―1978年间新村总量的22%。这些新村试点的主要目的是“为全市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建造工人住宅指明一个方向，发挥示范作用”，希望各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能够积极地解决各自的工人住宅问题。[40]然而在解放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公私合营政策的压力下，除个别国有企业外，私人企业响应者寥寥。“1002户”与“两万户”新工房对于不断膨胀的上海产业工人队伍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大多数工人认为，“新工房数量太少，解决的多是劳动模范和工人干部的住房困难，一般工人很难轮到”。[41]因此，这一阶段的新村建造更多的具有象征性意义，没能从根本上缓解工人住房的短缺问题，而工人数量的增加却使得人均居住面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图1-10）。(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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