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阶级的住房状况在1949年之后如何变化

1949年以后，在苏联的影响下，工业化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型城市”，加上“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上海工人数连年迅猛增长。^[26]伴随着数量增长的是工人阶级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作为无产阶级代言人，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如果说革命战争时期，通过土改、依靠农民阶级取得了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依靠工人阶级来进行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建设”成为政府当然的政治意愿。在当时主流媒体报道中，“工农兵学商”的排列次序史无前例地把工人阶级置于社会阶层的首位—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

然而，上海工人却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100万的产业工人（连同家属约300万人）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厂房和旧式里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恶劣的居住环境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生产与生活。^[27]私人房主和企业主由于缺少建筑材料和对未来政治经济形势的普遍担忧，大多不愿意对破损房屋进行必要的维修或重建，每年大量房屋坍塌，加上拓宽马路等市政工程拆迁，城市可居住的房屋面积持续下降。即使把收缴的外国人和敌伪房产重新分配，仍然不足以改变住房的紧张局面。在私人投资停滞和国家住房建设尚未启动的情况下，市政府面临着严峻的住房供给压力。(www.xing528.com)

1951年经过了短暂的经济恢复，毛泽东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逐渐被人民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中来。当然，住房重建不能只考虑缓解住房压力，还要考虑“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政府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为工人建住房—来履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政治承诺。^[28]“阶级”观念的引入使得城市住房有了政治含义，工人住宅不再是一项单纯的市政建设，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它包含着政府对工人阶级的特殊关怀、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和制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