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的上海工人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法国历史学家鲁林通过研究1930年代的上海罢工发现,“上海工人”虽然不乏集体行动,比如1932―1938年的反日游行、1949年的“护厂行动”[10]等,但很难说他们形成了具有共同革命意识和身份认同的“阶级”。上海工人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破产农民,二是破产手工业者,三是城市贫民。其中,破产农民是最大量的。实际上,由于所属行业、职位分工、地域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上海工人是一个相当异质、多元化的群体,[11]他们的社会结构具有三方面的特征:
表1-1 上海工人的数量(1894―1949年)
来源:《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78-82
* 1949年以前上海工人的定义主要是指在一线从事生产的工厂工人(即产业工人),1949年后为了壮大“工人阶级”队伍,人民政府将工厂的管理和服务人员都纳入“工人阶级”队伍,形成更加宽泛的概念:“职工”。在统计口径方面,1949年以前的上海工人数量主要包括工厂工人、码头搬运工和苦力,1949年以后的上海工人数量既包括工厂职工,也包括工厂外的城市工商业小业主(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表中1949年的98万工人数量包括42.2万的工厂职工和工厂外55.8万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表1-2 上海工人的行业分布(1949年)(www.xing528.com)
来源:《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83-84
*此表的工人数量指“工厂职工”的数量。
其一,妇女、儿童比例高。根据1920―1930年的工人调查,棉纺和缫丝厂的大部分工人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学徒工、包身工、童工在各类工厂十分常见。在纺织、烟草和火柴厂等对体力要求不高的工厂里,女工占绝大多数。[12]
其二,具备专业技能的工人比例低。根据鲁林估算,上海工人中真正具备专业技能的只有5%~10%,[13]其余的大部分工人是来自周边和外省农村地区、经同乡介绍在上海打工的青年农民,他们中识字的人不多,更不用说掌握工业生产的专业技能。由于缺乏失业、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大多求助以同乡网络为基础的帮会和秘密社团。
其三,籍贯对工人的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例如棉纺织厂工人几乎都来自上海周边二三百里范围内的村庄,[14]港口和造船厂工人多来自宁波和广东(中国第一代外商船厂所在地)。20世纪以后,受战争影响大量外省农民涌入上海。根据1926年的一份报告,上海工人中有30%来自上海本地,27%来自江苏,34%来自其他省份。三年以后,籍贯外省的工人已经占到上海工人总数的80%~90%。[15]由于同乡网络对工厂招工有决定性影响,[16]这些外省工人的行业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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