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杨新村：社会主义城市规划与发展历程

全书分三个部分。上篇概述了工人新村在战后上海的空间发展与社会重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中第一章在简要介绍了1949年以前上海工人的情况之后，着重梳理了1949―1995年间工人新村建设的背景和历程。这解释了重建上海之初，人民政府启动工人住宅项目并选择以“新村”方式建造工人住宅的原因，说明了46年新村建设如何受到国家战略和地方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从居住制度的视角，探讨了在上海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新村在“从房地产开发到公房建造、从保甲到居委会”变革中的作用。特别指出了工人新村的投资、建造、分配、管理对于两套平行的社会管理体系—单位与居民委员会的重要支撑。

中篇选取曹杨新村—1952年建成的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作为研究对象，用3章的篇幅，从空间、社会和历史三方面对新村的发展历程（1950―1990年）展开分析。第三章论述了曹杨新村在城市、街区、住宅三个尺度上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城市的规划原则：先生产后生活、空间结构的等级化与标准化的户型设计。通过这些原则分析，新村空间与里弄空间的差异以及差异的形成机制也得以彰显。第四章和第五章试图分析两代新村工人身份建构的过程—这涉及到两个相关问题：第一代居民如何通过国家赋予、社会宣传和自我认同来获得“新村工人”的身份？为何第二代居民在经历20世纪60―90年代一系列社会运动和经济改革后，虽然继承了父辈国企工人的职业身份，却无法保持“新村工人”昔日优越的社会地位？

下篇探讨自1990年代末以来，曹杨新村内部发生的空间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第六章分析新村居住流动的现象与机制，揭示了社会变革—国企改革与单位制的衰落、住房商品化改革、外来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对曹杨新村的冲击以及对本地与外地居民居住策略的影响。第七章讲述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兴起，正在遭受贫困化的曹杨新村却获得了“纪念地”的保护身份，新村居民因此错过了改造住房的机会。围绕着新村改造与遗产保护的争论，相关者（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本地与外来居民）形成了各自的立场、态度和行动方式，新村又再次成为转型期工人与政府确立关系的社会空间。

全书叙事结构与曹杨新村的发展历程相一致，通过这三部分的讨论，将社会事实、空间演变和个体生活相联系，进而为读者提供一个多维度、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以理解新村历史和新村工人的生活世界。

【注释】

[1]庞松，1997：284-312

[2]“单位制”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城镇地区最具特色的组织制度。所谓“单位”，是在城镇地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其典型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行政单位）、国有管理及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李路路，2013：11）

[3]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上海并未获得新政府的信任，这一时期国家的发展战略是限制东部沿海大城市，积极发展内陆城市。上海不仅丧失了部分经济和商业活力，还为内陆发展贡献了大批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更重要的是，上海每年要将大部分地方性收入上缴中央，剩余部分的96%还要投入在地方生产性领域。对于城市建设等生活性投资、特别是住宅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则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一矛盾现象（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与城市空间的相对稳定）是理解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关键。（白吉尔，2005）

[4]列斐伏尔（H.Lefebvre，1901—1991），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开创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而著称，关于城市权和空间生产的概念也有重要影响。

[5]Lefebvre，1991：54

[6]20世纪20—30年代的“新村”有地产商建造的、代表“坚固、清洁、新式、美观”的中产阶级住宅，也有慈善机构和政府建造的“解决社会人士住的问题”的平民福利事业。（李颖春，2017：16-20）

[7]除了汪定曾（1956）和王硕克（1962）两位建筑师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项目介绍之外，“工人新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未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截至2017年，在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和CSSCI两类来源的文献中，以“工人新村”为主题有28篇，以“工人新村”为篇名的仅8篇。

[8]罗岗，2007：91-96；李芸，2006：105-112

[9]付晨，2004；丁桂节，2007

[10]杨辰，2009：38-44

[11]白吉尔（M.C.Bergère，1933—），法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专攻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史。

[12]Bergère et al.，1990

[13]Bergère，2002

[14]Howe，1981：153-187

[15]Gaulton，1981：35-65

[16]高尔顿认为（Gaulton，1981），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1949年）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善于动员群众为解放军提供向导、情报、军事物资和服务。

[17]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基地，开始尝试建立“单位”体系。（路风，1989：71-88；Brantly，1991：313-332）

[18]Walder，1986；Bray，2005

[19]Ged，1997：262

[20]Barnett，1966

[21]Li et al.，1996。

[22]Bray，2005：123-156；Lu，2006

[23]彭真，1991：240-241

[24]保甲制度可追溯至周朝（前1046—前225年），是一种按单位划分人口的手段。一甲等于十户，一保等于十甲。每个单位（5或10户）由一名长官管辖，担负起地方治安工作，并完成政府交给的某些任务。尽管保甲制度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其主要功能均为人口登记、赋税征收、兵役和街区治安。

[25]郭圣莉，2006

[26]杨辰，2009：38-44

[27]Hoffmann，1974

[28]魏昂德（A.G.Walder，1953—），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代表作《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被认为是中国“单位制”研究的起点。

[29]Walder，1986

[30]鲁林（A.Roux，1935—），法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的工人群体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精英。

[31]Roux，1993，1995a，1995b(www.xing528.com)

[32]吉浦罗（F.Gipouloux，1949—），法国经济史学家和汉学家。

[33]95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借鉴苏联经验，实行的一种工人技术等级制度，即按照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技术的熟练程度将工人分为8个等级。不同工种存在技术上的差别，最高可到八级，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少的工种，最高只能到四级或五级，而工人工资水平也根据技术等级分为8个等级。

[34]Gipouloux，1986

[35]袁进等，2008

[36]张婧，2007：107-123

[37]Tang，2009

[38]Hoa，1981

[39]薛凤旋，2002：723-730

[40]Fung，1981：269-300

[41]Sanjuan，2001：153-179

[42]Kang，1966：382-396

[43]Ged，1989：54-73

[44]Howe，1968：73-97

[45]陈映芳，2012：113-142

[46]民间俗语，特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些高度稳定、没有失业风险的工作和工资体制，比如国有企业职工、公务员、军人、警察及公立学校教学职员等。政府认为国有企业中不存在剥削关系，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雇佣”，而是“服务”。每个工作岗位都是由国家创造的，单位负责为工人支付报酬和提供社会保障，而不能任意地解雇工人。

[47]Henriot et al.，1996：35

[48]下岗工人，指被企业解雇但仍然与企业保持某种联系（如领取补助金、享受部分社会保险等）的工人。下岗工人仍属原工厂单位，但没有工资，实际上等于失业。

[49]Rocca，2006

[50]Ged，1995：226-244

[51]Yang Chen，2012：125-140

[52]关于上海的旧城改造，详见第七章相关段落。

[53]王颖，2002：33-40

[54]黄勇，2009：62-131

[55]Zhao，2008

[56]Zhang，2010

[57]陈映芳，2008：29-55

[58]格拉夫梅耶（Y.Grafmeyer，1945—），法国社会学家，关注城市问题，著有《城市社会学》（1994）。

[59]Grafmeyer，2007：21-31

[60]Tajfel，1972：292

[61]Baugnet，1998：65

[62]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租界史等原因，形成了较强的地域观念。人们把外国人和社会名流聚集的租界及西南地区称为“上只角”，把华界和闸北、杨浦等工业区，以及其他城乡接合部都称为“下只角”。

[63]在2001年的某个政府项目中，上海市预计在10年内将改造1000万平方米老旧住房，拆除所有市区内的棚户区。（陈映芳，2003：2）

[64]文化民主，指文化是每个公民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每一种生活都应该被尊重，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权力都不能对其进行垄断，缺乏个人视角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65]Filloux，2005

[66]白吉尔曾于1957年访问曹杨新村，回国后将其见闻发表于1958年的一本法文杂志——这成为她后来投身上海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Bergère，195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