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的社会身份建构及其代际延续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工人新村不仅是“物”，也是居民和城市、现在与过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本研究通过观察和分析一个工人新村的兴衰，来理解1949―2010年社会变迁中工人与单位、社会与国家、子辈与父辈之间的关系变化。工人新村的第一代居民如何获得自己的社会身份？他们的社会形象和认同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30年后，他们又是如何失去这一切的？“身份建构”方法可为这些问题提供分析框架。

社会身份是一种个体认知，“个体认为他/她隶属于某些社会团体，同时伴有情感和价值观方面对该团体的认同。”^[60]社会身份产生于对某个团体的归属关系，产生于个体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感知和判断。显然，社会中个体都不是独立行事，而是受到所属社会规则影响的“社会人”。^[61]因此，社会身份的建构包含了两个不可分割的过程：社会历史的（外部的社会影响）和基于个人经历的（内部的个体经验）。

新村是社会主义工人身份建构的有力手段。从外部看，国企改革前工人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位决定的—单位不仅决定了其职业身份，也决定了其居住身份。在一个长期处于住房短缺的社会中，居住条件是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工人新村选址城市边缘，政府却通过各种手段来营造新村积极向上的社会形象，使之成为城市新的“上只角”^[62]。从内部看，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新村生活，不断强化着新村居民的身份认同。奉献精神内化为每个新村居民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衡量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与其他的社会群体区分开来。社会身份与个体行为相互建构的方法，在毛泽东时代以后和城市大开发背景下仍然适用：新村工人—返城的知识青年、下岗工人—在不同时期通过调整自身行动来建构新的社会身份和新村形象。(www.xing528.com)

此外，本书还将身份建构的方法和代际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两代新村工人社会身份的延续与断裂。通过比较他们的生活经历、价值观、归属感，彰显出他们之间的分歧、矛盾和妥协，进一步厘清社会变迁对于个体认知和行为方式的持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