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是一种社区。格拉夫梅耶[58]认为，社区研究需要回应三大问题：人口在空间里的分布和迁移，居民的空间实践和态度，参与城乡组织和运作的集体与个人行动。[59]考虑到社会主义城市的公房建造很大程度上受计划经济和社会运动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下，还需要增加第四个问题：城市政策。本书将发展格氏的“社区方法”，从四个维度展开对工人新村的研究：作为城市政策的产物，建构社会身份的空间单元，培育独特的生活方式，提供集体行动的场所。
工人新村是城市政策的产物。它涉及到公共住房的投资、建造、分配和管理，同时与“单位”和“居民委员会”两大平行的社会管理体系相关联。
工人新村是建构社会身份的空间单元。它具备个性化的空间特征（地理位置、地区环境、公共设施、住宅类型），居民的职业身份（国企工人）也赋予新村独特的社会学特征。此外，新村还处于“街道―居委会”的管理网络之中，对居住地的行政划分也清晰地界定了不同类型社区的空间边界。
工人新村培育了独特的生活方式。新村居民大多来自相同或相似的单位，他们既是邻居又是同事，在居委会倡导的集体生活中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这种从单位延伸到住区的集体生活甚至影响了新村工人的日常行为和家庭关系，新村也成为一个生产社会规范的场所。1990年代末以来新村从单位转向社区、居住流动、外来居民的本地融合等现象都可以纳入“生活方式”的分析框架。(www.xing528.com)
工人新村还提供了集体行动的场所。在毛泽东时代，新村里的各种群众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解放妇女等运动）是通过居委会动员完成的。在城市大开发的背景下，新村受到了旧城改造的威胁，围绕着拆迁和改造的讨论，新村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政府、房产商、专家、本地与外来居民）提供了一个博弈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我们看到不同群体的冲突、请愿、调解、协商，各类行动主体都在通过新村改造调整着彼此的社会关系。
简言之，社区具有空间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工人新村不仅是一个由道路围合而成的“中性”的物理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世界—一个拥有自身历史、居民、道德准则和权力关系的，与整座城市有着深刻联系的空间和社会单元。社区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多维视角去理解建成环境与社会结构、身份认同与行动逻辑、社区更新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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