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变革—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与旧城改造—对1990年代以后的上海工人新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出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文献。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为了焕发企业活力，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自1986年起，上海市政府推行劳动合同制，旨在打破国企工人的“铁饭碗”[46]。1990年，7000家企业和200万工人被纳入该体系中。次年，劳动合同制在所有领域全面启用。[47]新的工作关系造成了国有企业大幅裁员，特别是劳动力密集的重工企业。尽管上海市政府启动了再就业工程，但由于裁员人数多，再就业难度大，新的社会群体—下岗工人[48]—逐渐形成。下岗不仅减少了工人收入，原先由单位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不复存在。[49]工人群体（包括新村工人）陷入了经济贫困和居住环境恶化的双重困境。
与此同时，住房私有化改革也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为了获取旧房维修和新房建设资金，上海市政府自1990年代末起终止了单位福利住房制度，鼓励市民购买新建商品房或单位公房，并要求企事业单位设立住房公积金。公积金一部分从职工工资中强制扣除，另一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50]单位制的解体和住房产权的变化引发了工人新村里剧烈的“居住流动”现象，不少原住居民选择离开新村，外来农民工则大量涌入新村。[51](www.xing528.com)
此外，工人新村还受到了旧城改造的威胁。尤其是在2001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造[52]，大量工人新村被拆除，商品房小区取而代之，居民被动迁至郊区。[53]新村工人的边缘化不仅体现在工作机会的减少和社会地位的下降，还体现在生活空间和集体记忆的破坏。[54]自2008年起，旧城改造引起了关于社会隔离和空间正义的讨论。赵晔琴在对上海某棚户区改造的研究中指出，改造不仅是对街区空间的拆毁和重建，还引起了社区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社区不同的社会群体—有户口的本地人和没有户口的外来移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5]张恺将旧城改造视为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过程，通过长期跟踪上海市区核心地段的一处里弄改造项目，发现利益相关者（政府、房产公司、规划师和居民）彼此关联、互相制约。对于政策和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选择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策略。[56]陈映芳的研究更加深入，她发现在城市大开发的背景下，动迁居民的利益诉求、权利伸张以及行动策略都被约束在有限的空间内（居民关心的主要是住房面积和补偿标准），很少看到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街区或捍卫共同的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57]虽然，已有的旧城改造研究主要集中于里弄街区和棚户区，但同一时期工人新村的改造逻辑与面临的问题与前两类社区有许多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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