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研究既要关注新村，也要关注工人，特别是单位内部的权力关系、行为规范与新村生活之间的关联。霍夫曼（C.Hoあmann）描述了1949年以后中国工人群体在就业、失业、生产力层面的变迁情况，通过对照工会、物质福利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得出结论：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人在自主性、政治敏感度和参与企业生产方面表现出一种共产主义意识，“奉献”已经内化为工人阶级的一种精神。[27]魏昂德[28]基于1970年代对工人的访谈，探讨了中国工人与其工作单位之间关系。通过对意识形态、国有企业管理、工人横向和纵向流动等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借助“单位”这一工具，工人和国家/政党之间形成一种新型关系，即“新共产传统主义”。这一模式体现了单位体系运行的三个主要特征：①单位中的岗位设定并不遵循市场规律，而是由国家安排，与计划体制和政府预算相关；②工作单位为职工提供的社会福利并不轻易向其他人开放。由于人民政府取缔了官方机构以外的其他工人政治团体，单位领导对职工的晋升和福利分配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环境下，工人们在经济收入上和社会身份方面依赖于企业，在职务晋升和福利方面则依赖于单位领导；③这一依赖性不仅影响着单位的政治生活，也影响着职工的日常行为。[29]这些发现对于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群体及其单位文化十分重要。
如果说英语世界学者着重描述工人组织的整体结构，那么法国学者的工作则更多集中在工人群体自身。鲁林[30]对1949年以前“工人阶级”的概念提出质疑。通过对1930年代上海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罢工运动，以及他们与政府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尽管上海工人为捍卫生存权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但工会始终是表达愤怒的媒介，缺少请愿或谈判等理性渠道。哪怕是在请愿力量集中的工厂，工人组织也只是建立在工友情谊、地区协会、秘密组织和行会的基础上。上海工人很难团结一致，让当局听到自己的声音。换言之，一个稳固的、有着集体意识的“阶级”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工人中并不存在。[31]吉浦罗[32]从个体角度关注中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变迁。他考察了20世纪50―60年代的三个中国工业城市（广州、上海和哈尔滨），提出应从工人和工作环境的角度而不是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人群体的变化。并应特别关注工人内部新的等级结构（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以及八级工制度[33]）对职工行为的影响。这些著作为新村工人研究提供了更为个体人化的视角。[34](www.xing528.com)
中国学者中，袁进对上海钢铁厂和纺织厂工人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企业管理、干群关系，以及文化活动等方面做了生动的描述，展现出国家和单位在1950年代对工人身份的建构起到的重要作用。[35]张婧关注60―70年代中国工厂的劳动模范现象。她发现劳模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的共产主义传统。除了示范和激励作用，劳模也是一种道德教育体系—通过评选和奖励，国家、单位、工人共同建构了劳模行为准则。当道德理想和现实产生矛盾的时候，劳模的荣誉感会激励普通工人，也会约束劳模自身的行为。[36]唐晓菁则关注女性工人群体。她以上海一家食品工厂为例，探讨了1960年代解放妇女运动中的“家庭妇女”是如何被动员走出家门参加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又是如何以集体利益的名义被动员而自愿回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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