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11]对1949―199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了梳理，她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的制度化（1949―1966年）、回归乌托邦（1966―1976年）、社会复兴（1977―1990年）。每个阶段的改造都伴随着持续的经济危机和群众运动，形成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12]以上海为例，白吉尔借助大量的中外档案和当事人证词，指出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困境，以及如何利用1990年以来的经济改革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13]
除了全景式的叙述，还可以看到上海城市发展的专题性研究。比如，豪（C.Howe）指出，理解1949年以后上海曲折发展的关键是分析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外部政策（of the city）和内部政策（in the city）。从外部看，中央政府采取了内陆优先的策略。上海在1990年代以前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生产利润大部分上交国家的同时，还要向内陆地区大量输出技术工人。从内部看，上海采取了一种“没有城市化”的快速工业化策略：通过鼓励家庭主妇参加生产、降薪并增加工作岗位提高工人人口的比例；同时，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14]高尔顿（R.Gaulton）指出了在治理上海的最初几年，实施群众路线的重要性。[15]为了获得城市居民的支持，共产党领导人把土改时期“大众动员”的方法[16]运用到城市环境中：在城市成立工会、妇女联合会和青年联合会，组织市民参与抗议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以及针对朝鲜战争的示威活动；在国有企业，领导、动员工人们参加政治学习和生产竞赛；在居民区，工人家属则通过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小组读报等活动并协助维持地方治安。通过实施“大众动员”政策，政府成功地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起一个积极分子网络，保证了中央精神的上传下达，并建立了管理基层社会的两个平行体系：“单位”（工厂）和“居民委员会”（住区）。这一分析提出了“住区是单位以外的、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对象”—这对于理解上海工人新村的社会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中，“单位”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组织。每位职工都对应于其所受雇的社会组织，不论是工厂、店铺、学校、医院、研究所、文化团体或政府机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单位”。一般认为“单位制”有三个主要来源：延安时期实行的共产主义配给制度[17]，苏联工厂企业的人事管理方法，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规划与管治。[18]单位不仅是工作场所，它还关乎“生产到生活的各个环节”—从车间、岗位的技术职称到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甚至休闲、娱乐都需要单位提供。有时单位还具有民事服务（开具介绍信、婚姻证明等）和治安保卫的功能。可以说，单位是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生活资源最主要的来源。[19]单位对于工人新村研究极为重要。首先，新村住房作为一种福利和奖励，是由单位分配给工人的。单位对候选人的提名、评议和筛选决定了新村居民的社会构成，并在新村和单位之间建立起一种长久的关系。[20]其次，单位是衡量工人社会地位的首要标准。在所有制层面上地位越高的单位（例如国有企业），其职工越有可能获得住房。单位赋予职工一种社会身份，并帮助职工对其居住地产生一种归属感。[21]最后，在城市规划层面，单位厂区和新村住区往往具有相似的空间结构：封闭、自给自足、标准化的建筑形式，以及以培养集体生活为目标的公共服务设施。[22]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工人新村的空间与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www.xing528.com)
与单位平行的住区管理体系是居民委员会。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特别是“把单位体系以外的居民（老年人、家庭妇女，儿童）组织起来”[23]，上海市政府试图在城市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管理网络。在1951―1953年的几次尝试之后，政府意识到，新的管理网络不能仅要撤销保甲制度[24]、秘密协会等旧的基层组织，还要在新的空间建立新的组织。[25]1954年，居民委员会出现在上海的工人新村，作为一种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发挥三个作用（提供日常服务、培育集体生活、将基层社会的治理工作进一步地域化），以适应于社会主义城市的居住区规划原则。[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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