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纪事：社会空间视野下的城市记载

于海

上海研究是国际显学，但从来是上海历史研究一枝独秀，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品质的佳作不断面世，不乏后来被尊为经典的作品。题材广泛，无所不包，如族群（《上海苏北人》）、政治（《上海罢工》）、经济（《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色情业（《上海妓女》《危险的愉悦》）、租界（《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等。上海以港兴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迅速崛起为中国最繁荣的通商口岸，历史的地理品性格外凸显，透过五花八门的历史主题，我们不难发现一条空间化的叙事逻辑。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以小说《魔都》一书成名，“魔都”也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的城市名号。上海何以被称为“魔都”？在笔者看来，因为上海的“魔性”。魔性来自哪里？来自因租界而形成的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共存于上海的局面，“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即租界和县城）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的结果，使上海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兼容’的都市，由此而产生了种种奇特的现象”^〔1〕。一本20世纪30年代用英文出版的上海旅游指南上赫然写道：“上海是一个充满了美妙的矛盾与奇异反差的国际大都会。她俗艳，然而美丽；虚荣，但又高雅。上海是一幅宽广壮阔、斑驳陆离的画卷，中国与外国的礼仪和道德相互碰撞，东西方的最好与最坏在这里交融。”^〔2〕但有时说奇特、奇异还远远不够分量，当时名义上上海还是清王朝的辖地，“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国际社会’；中、英、法三方都无法在此实行全面的管理，这也使得上海的政治束缚较少，专制、钳制较弱，大大有利于贸易和经济的自由发展”^〔3〕。上海城市空间的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格局，正是在租界与华界的历史划分中形成的，并一直延续至今。把上海发展的地理基因讲得最为直白的是美国学者墨菲，笔者已在著述中多次引用，这里不妨再做一次文抄公：

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逻辑，很可能会证明比任何政治论据更加强大有力，更加令人信服。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它们不会为一时的狂想所毁灭。地理上的事实曾经创立了上海。^〔4〕

地理学家明白，“针尖上不会发生什么”，地理的事实创立了上海，也创造了上海的族群。韩起澜关于“苏北人不是在苏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的断言，清楚地表明族群的形成不只是一个社会的叙事，更应是一个社会地理的叙事。

以上从海外上海学的历史文本引出的话题，指向的正是本丛书标榜的“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上海纪事”既是纪事本末，更是当代叙事，本丛书立志以上海研究的历史经典为范，聚焦今日上海，创出当代的都市“竹枝词”。“社会空间视野”是理论、是方法，这一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所创并强调的观点，可由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一段话来表述，

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社会存在，但唯有它们的存在具有空间性才会如此；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也就是说，始终处于表象的领域，从而也就始终处于意识形态。^〔5〕

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存在，可视为“社会空间视野”（social spatial perspective，SSP）的要义；而空间实在的社会性塑造，也是SSP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两句合起来，构成我们对本丛书主题之方法论的理解。本丛书或将延续经年，但无论前景如何，我们的主题必须体现上海研究的社会空间取向，以下丛书的选题说明本丛书的学术旨趣。

例一是上海工人新村纪事。在原有八十平方公里建成区的外缘兴起的工人住区，既是当代上海的一个空间事件，也是社会主义上海的一个社会事件；工人新村的居民不是通过市场走入新村的，而是在模范员工的竞争中由代表国家意志的单位选拔出来，成为新村居民的。一场体现新社会政治和道德标准的社会分层，与表征国家主人公身份的空间地位，通过工人新村结合起来。在上海人的记忆中，第一个工人新村—上海曹杨一村，就是优越住宅和优越社会地位合一的同义词。历经六十年变迁，今日的劳模二代，仍然住在曾经荣耀的父母留给他们的新村里；昔日的模范住宅已经破落，因为新村作为具有“红色基因”的文物，需要整体保护，从而失去通过城市更新带来住房改善的机会。他们可称为此轮社会变迁的“落伍者”。除了研究者外，甚至没有人听闻“劳模二代”的说法，他们这一代人，完全没有了与其父母匹配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通过工人新村的纪事本末，我们不难一窥六十年来社会分层的消息。

例二是上海商街主题。提到商业，稍稍熟悉上海历史的，马上会在脑际跳出“以港兴市”四个字，这分明说，地理和商业是上海繁盛的两大因素。上文提到的墨菲，除了说地理逻辑比任何政治论据更强大，还说商业的重要性更甚于工业^〔6〕；但墨菲所言的商业，全在埠际和国际贸易，并无坊间的零售商业，现代上海兴起于通商，若不谈社区商业，说商业为上海发展动力就不全面。上海开埠时人口约20万，100年后约500万。学界公认，人口规模为上海崛起的关键，但若没有城市零售商业的跟进，数百万的移民无法安顿，日益扩张的城区亦无法玩转。玩转外滩的，或是中外银行的大亨和交易所的高手，但让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移民城市运转起来的却是密布在其大街小巷的零售店铺和生活在弄堂里的普通上海人；移民、商铺、商居混合的街坊格局，这是百多年前移民落脚上海的故事，不也是今日移民落脚上海的故事？如果套用列斐伏尔空间三重性概念：第一，商街是一个结构化的空间（structured space），这是指商业和居住在空间构造上的内在勾连，是商居一体的社会空间，其商铺的创设本就源自社区生活的日常需要，而商铺的创业者多半也是社区的居民。这样，商街并非一列浅浅的、单纯的商业店面，而是商居交织的网络并发生稠密互动的社会空间。第二，商街是一个家居的空间（lived space），家居性不仅让商业获得持续的购买需求，也为“居改非”提供了新增商铺所需的空间资源，关键是上海的社区商业原本就是起源于住区。正是由于起源于生活的空间，所以不仅昔日能有兼具就业和居住的经济型的里弄开店，而且也使今日的商铺创业成为移民落户上海的方便途径。最后，商街是一个想象的空间（imaged space），社区商街不仅具有物理的（商居混合）和社会的（生活世界）的维度，同样也具有想象的和象征的维度。例如，无论是对业主还是对消费者或游客，田子坊都是一个充满文化意涵和象征价值的景观地，而非单纯的商街，因为对业主来说，他们清楚他们的生意一半卖的是东西，一半卖的是空间，确切地说是被想象的空间；而对上海本地天性恋旧的中年以上的人士来说，田子坊就是安顿他们少年、青年记忆和弄堂情结的地方。

以上只是依据社会空间理论对本丛书的部分选题所做的简略分析，它无意取代城市研究的其他理论和方法，但我们愿意重温列斐伏尔的告诫，“低估、忽视或贬抑空间，也就等于高估了文本、书写文字和书写系统（无论是可读的系统还是可视的系统），赋予它们以理解的垄断权”^〔7〕。必须强调的是，列氏说的空间，从来是勾连空间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空间性的辩证论说。以列氏话语分析产业空间，能看到的绝非只是空间中的产业形态，更要关心空间的权力关系和互动格局。而如此这般的（产业）空间本身，也并非产业或机器的容器，社会空间视野的分析，恰恰是把重点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以上海田子坊为例，空间的生产不只是创造了一个文创产业，更是生产出一组象征空间和空间叙事，不同的精英合力参与了这场空间语言的改写：艺术精英创造了一个田子坊的空间传奇，并以“田子坊”之名将一件俗事变成一个圣物；学术精英的话语则为田子坊建构一个意义丰富的叙事，正当性叙事——历史街区保护的正当性、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把田子坊只说成一个文创园区，是把它的意义狭隘了，确切地说，是把它的社会空间的多重面向丢失了。

我们的议论是从声誉卓著的上海历史学研究开始的，从时间的叙事，我们看到了空间的逻辑。但本丛书并非只是空间文本，“纪事”的标题已经显示我们的抱负，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丛书的主题，已选的和待选的，无论是工人新村、商街、创意园区，还是娱乐空间、滨江岸线、里弄世界等，都力求以历史（纪事）为经，以场所（社会空间）为纬，以历史意识和空间敏感，来书写当代上海的春秋，美国学者苏贾下面的话，代表了丛书对“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的认知和定位：(www.xing528.com)

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构建，而且还创造性地处于对人文地理的构筑，对社会空间的生产，对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构形和再构形：社会存在在一种显然是历史和地理的语境化中被积极地安置于空间和时间。^〔8〕

【注释】

〔1〕转引自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17页。

〔2〕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The 1934-35 Standard Guide Book（Shanghai：The University Press，1935），p.43.译文引自刘香成、凯伦·史密斯编著《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金燕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前勒口。

〔3〕唐振常：《近代上海繁华录》，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3，第111页。

〔4〕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49页。

〔5〕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94页。

〔6〕Rhoads Murphey：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203.

〔7〕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93页。

〔8〕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