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21日，婺源茶工以生活成本增高为由，再次向栈主、作头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栈主、作头、工人三方在城内星江茶业公所开会商量解决办法，一部分栈主另在租界集会，决定仅加大洋3分。工人群情激愤，遂委托李时蕊律师函请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及上海县知事危道丰，要求设法维持并传谕栈主、作头和业董三方代表到场，商量工人加资方案。[31]工人提出每工增加1角，每日工资为4.08角，并附上理由书，解释茶工增加工资的理由：1.绝大部分茶工只工作半年，仅少数有常年工作，茶工每年春季由婺源赶到上海，秋冬停工，仍返回原籍，往返路程有从九江经饶州、乐平者，也有从杭州经余杭、昌化者，单程至少须10天，甚至有多至20天者，平均往返要耗时1个月，1月中既无工资，又需旅费，与其他能常年工作或居住于上海本地者有很大不同；2.在上海工作期间，栈主提供食宿，但未开工前和已完工后或中途停工，则需工人自备伙食或自寻宿舍，耗费甚多，一日三餐都难保证；3.因上述两种原因，平均每人每年工作6个月，照原定工价计算，每月9.24元，6个月共计55.24元，仅能支付往返川资及空闲时食宿之用，甚至尚不足以抵付，若每工仅加3分，则1个月仅能增加9角，于工人丝毫无补；4.每工加洋1角，虽不能使工人满意，但工作6个月，可多得洋十七八元，能够应付往返川资，个人工资可节余下来以补贴家用。[32]
茶工提出加资1角，栈主却仅同意加资3分，双方互不相让，经工人代表一再劝解，提出3分暂时作为酒钱，不算工资，因茶市不畅，茶叶销售困难，骤然增加1角，栈主难以支撑，待茶市有所转机再行加资，应不成问题。[33]7月14日，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传谕茶工代表进行调解，吴伯超、程灶海等与栈主全权代表和记茶栈张发宝、福裕栈俞瑾明等到县署候示，栈主俞瑾明陈述此次茶工加资情形，并报告敦梓堂纯粹为婺源工人兴建，改组当无问题，但加资一层，负担太重。工人代表吴伯超等声称，工人生活困难，加资1角为最低限度，双方虽相持多日，但工人始终没有停工。危知事提出折中办法，在3分基础上再加2分到3分，请星江茶业公所程润庭等5位董事及全体栈主考虑清楚，如同意再到县署签订协议。茶工代表向工人报告经过，全体工人表示必须加资1角，待再到县署时，向县长陈述困难。[34]
虽然茶工提出必须加资1角，但在官方的压力下，他们最后同意了危道丰知事提出的加资方案，孰料永泰和代表汪鼎臣、福裕茶栈兼全权代表俞瑾明2人坚决不同意再加3分，并迫使工人签字承认已加资的3分。工人代表程灶海、朱润斌、吴伯超等以此次相持将近2个月，工人方面已难以维持，决定向县署及警察厅辞去代表之职，听凭官厅主持解决。[35]工人闻讯后，认为栈主不谅解工人难处，7月17日上午，福裕、永泰和两栈工人约集各栈茶工罢工抗议。[36]茶工罢工后，大茶栈推举工人代表2人，小茶栈推举工人1人，共200余名，由洪荫溪、王培林等人负责，向官厅请愿，提出最低要求：1.每工增加工资大洋1角；2.工作时间为日工10小时，夜工5小时；3.停工期内，工资伙食一律给发；4.所有停工损失，责令汪鼎臣、俞瑾明照数赔偿；5.将来开业后，各栈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一面向茶栈栈主磋商加资事宜，同时要求工人代表应请敦梓堂董事到县呈请，静候调停，不得有越轨行动。[37]数天后，淞沪警察厅与上海县署发布通告，劝谕工人开工，并调解每工加资5分，劳资双方均表示遵行，各栈恢复正常，开始工作。但26日中午，忽有数十名工人分头劝说各茶栈工人罢工，并推代表程灶海、洪汝臣到茶商同业公会，提出3项条件，要求各栈主答应才开始工作，其条件为：1.茶商同业公会曾禀告警察厅，释放被拘留的工人代表俞乃庚及3名工友，须即日担保释放；2.敦梓堂总董通告每工所加5分工资，须于5月13日起实行，嗣后不得中途返悔；3.茶商同业公会致函各报，证明工人并无掳夺小孩及抢金镯银洋等事。茶商同业公会接到此项条件后，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只答应工人所提下列条件：1.被警察厅所拘留的4名工人，由与该工人有关系的仁记、义同兴、宝兴恒、保昌四茶栈呈请警厅保释，茶商公会不负责任；2.此前所加3分工资于5月13日起实行，现在所加2分工资从工人上工时再算；3.致函各报证明，由各栈自行办理。工人代表不满公会的答复，各栈主亦表示再不能让步，磋商1个多小时仍无结果，最后茶商公会推代表丁家英、钱子良、张发宝到警察厅禀诉工人不遵劝谕，仍然罢工的经过情形，要求警察厅进行保护。[38]在茶工发动罢工时，唐家弄馨茂椿茶栈仍照常工作，罢工者得知消息后，于7月25日派詹子齐、洪标祥前往该茶栈阻止茶工工作，要求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栈主洪桂椿当即向巡捕房报告，詹子齐、洪标祥2人被逮捕，解往公共公廨，其后被拘押3个月。[39](www.xing528.com)
7月26日晚，制茶工人又推举代表前往茶商公会，进一步提出条件，要求每工自3分加至1角，栈主偿还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损失等。茶栈栈主接到此项条件后，决定置之不理，双方谈判至此破裂。27日上午，茶商同业公会召集紧急董事会，讨论工人提出的条件，磋商良久，认为该年茶业不振，工人不体谅栈主苦衷，议决全部停业，一面推举代表丁家英、钱子良等至警察厅、县署，当面禀告工人不遵守劝谕及要挟情形，并申诉此次损失之惨重与营业之艰难，实在无法维持，请求停业，待警察厅与县署核准后，当即通告全埠100余家茶栈即日停业，解散各栈工人，停止供给膳宿。[40]茶商及栈主代表到县署后，行政科长出面接见，婉劝代表转知各栈主不要走极端，至于工人方面，官厅自有处置办法。工人见栈主态度趋于强硬，遂于27日深夜，托人向栈主求情，栈主提出，前面开出的3项条件，栈主只允许被警察厅拘捕的工人由茶商公会负责保释，工资仍然每工加5分，如果工人平日不辍工，每百工加1元，至于登报更正则不能承允，以上2条，须工人上工后方可实行。工人代表一一应允，并定于28日全部上工。28日，各栈工人均照常上工，下午茶商公会召集董事会，讨论履行答应工人的2项条件，推举代表到警察厅保释被拘留的4名人员，警察厅随即释放，28日各栈兑现增加的工资，工人见各栈主态度诚恳，均表示满意。[41]
持续2个月的工潮终于结束，茶工与茶栈是各让一步，达成一致意见。星江茶业公所总董胡靖畇呈请淞沪警察厅令该管警区随时防范，警察厅于9月26日发布保护星江茶业公所的公告。[42]9月27日，上海县公署也发出布告，令各茶业工人各安其位，不得私行集会，自公告发布后，倘再有纠众罢工者，一经访觉，定行拘押，严惩不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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