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州茶商组织的演变与治理架构优化

徽州以茶为特产，“吾徽物产之丰富，首推茶叶一项，以其土脉厚而培制良，故内而推销全国，外而普遍重洋，莫不收誉以归，为世称重”[4]。所产之茶除祁门红茶外，皆为绿茶，其中婺源茶的种植面积及产量居于徽州府首位，茶叶的品质亦最佳，绝大部分用来加工洋庄出口，在国内销售极少。[5]徽州茶出口的历史较早，在18世纪以后广州一口通商时代，就南下外销。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逐渐取代广州的茶叶出口重镇地位，成为茶叶贸易中心，徽州茶因地利之便悉数转道上海，进入外贸的黄金期。清末民初的10余年内，设在屯溪的茶号有百余家，制茶数额最多时达21万余箱，按照当时通行的装箱重量，每箱以50斤计，则有1 000万余斤。徽州茶大部分销往西欧各国，以英国、法国、意大利销路最大。

围绕茶叶的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徽州茶商在茶产地和出口地设立了同业组织。由于洋商借口货样不合或茶叶受潮而肆意压低价格，徽州茶商为减轻盘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在上海设立了茶栈，大量招收徽州茶工进行茶叶改制，“当最初时期，茶叶出口，多先在产茶当地经烘制之手续，后出口茶商渐觉有在上海设厂制茶之必要，盖如此则制成之茶，比较的合于外人心理，利于推销也。此种尝试，不久即著成效，于是效尤者接踵而起，一时制茶者不下三四十家，谓之土庄茶栈”[6]。徽州茶工又以婺源人为最，1927年《申报》的一份报道就反映了这方面的信息：“婺邑素以产茶、制茶著称，故凡有制茶号均须婺茶司指导。沪上土庄茶栈出店，婺人尤夥，俨然自成专业。前岁土庄最盛之时，婺茶工在沪人数不下四五千人。”[7]为联乡情睦乡谊，咸丰元年（1851），婺源旅沪制茶工头筹募资金设立了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公所成立之初，发展颇为曲折，房屋屡次被同乡盗卖。光绪八年（1882），新盛恒栈主董万林、许攸等人邀集在沪婺源茶商捐资购地，在城内花草浜重立敦梓堂，命名为星江公所，公举董事办理堂务，并将多余房屋出赁以收取租金，另向茶栈征收炒茶锅捐以弥补经费的不足。在众人的努力下，星江公所获得经费保障，规模初具。公所董事为了避免重蹈以往屡兴屡败的命运，于光绪十一年（1885）禀请上海县署及公廨立案，严禁盗卖并勒石公布。[8]1929年6月11日，星江茶业公所在上海市社会局申请备案。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激战数月后，上海沦陷，星江茶业公所平静的发展进程被打破，公所各负责人与婺源同乡先后返回故土避难，堂务陷入停顿。1945年抗战胜利后，婺源同乡及公所负责人陆续回到上海，婺源茶商朱占鳌等人数度整理堂务并会同公所原有负责人发起恢复星江敦梓堂组织，举办各种善举，使同乡无失屏障。[9]

徽州境内设立茶商同业组织的时间稍晚。光绪二十二年（1896），两江总督刘坤一鉴于屯溪为皖南茶市中心，饬令组织茶商团体以负责茶业的调查、统计，茶商洪其相、李荔轩等人奉命发起屯溪茶业公所，常年经费从出口箱茶每引抽捐3分充之。光绪二十四年，祁门茶商创立茶业公所。宣统年间，婺源茶业公所和歙县茶业公所相继成立。民国元年（1912），茶商吴永柏、俞燮等认为屯溪为徽茶总汇之区，婺源、歙县、祁门等地已有茶商分会之设，便将屯溪茶业公所改组为徽州茶务总会，并设分会于婺源、歙县、祁门3处。1931年，依照中华民国工商同业公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徽州茶务总会被改组为休宁县茶业同业公会，事务所仍设在屯溪，从出口箱茶每箱抽取2分作为常年经费，洪朗霄被推选为主席，1933年改选汪秋圃为主席。[10]歙县茶业公所亦于1931年被改组为歙县茶业同业公会，设于城内三脚牌楼，主席为洪敬时，成立之初，公会影响力有限，办事范围仅辐射到渔梁，深渡等地茶商发生纠纷时，仍由商会解决。[11]1932年，祁门茶业公所改组为祁门县茶业同业公会，设在县城内，会员以茶号为单位，至1934年，会员达到198名。[12]

在治理架构上，屯溪茶业公所和徽州茶务总会均采用董事制，组成人员分为普通会员、会董、总理和协理3类。普通会员无定额，由屯溪各茶栈、茶号经理担任，没有任期要求，享有选举会董及被选为会董、总协理权以及条陈请议权、旁听会议权。会董由普通会员投票选举产生，享有选举总协理及被选为总协理权以及会议表决权、调查茶务权。总理、协理由会董投票选举，若人员从会董中选出，所缺会董名额从选举会董时得票次多者补选。总理得到协理的同意，可聘请坐办及任用书记、会计、司员，享有执行议决事务之权和管理财政之权。协理的主要职责是辅佐总理执行议决事务、管理财政及总理有事缺席时代理其职务，在征得总理同意后，也可聘请坐办及任用书记、会计、司员。会董及总理、协理任期均以1年为限，任满改选时仍被选举者可以连任，但不得连任3次。[13]

1912年2月10日，徽州茶务总会在屯溪召开成立大会，与会人员投票选举汪锡爵、孙熙义、程崇烈等14人为会董，新当选会董投票选举吴永栢为总理，汪智炜、李应庚为协理。继而由总理、协理聘请事务所坐办、书记、会计、司走、司厨、驻沪办事员、书记兼翻译等各1人。从徽州茶务总会简章可知，该会宗旨是设法整顿推广徽州茶业，负有帮办或承办徽州茶税的义务以及随时呈报地方行政机构茶务咨询的义务。总会与各分会通洽一气，及时沟通茶务利弊及各种事件。徽州茶务总会每年的会议分为3种，特会在农历二月、十二月召开，开会前半月由事务所刊发传单邀请参会人员；常会从农历四月至八月每个星期日举行；临时会无定期，遇有特别事件需议决时，由总协理临时决定，先期发传单邀集。开特会时，全体普通会员均须参加；开常会时，参会的会董过半数即可，会议结束后，所有议决事件均由书记整理公布。徽州茶务总会的经费收入分为2类，一类为原屯溪茶业公所结余费用，另一类为屯溪各茶栈承担的公益捐。经费支出主要为事务所坐办、书记、会计、驻沪办事员等人员的薪水以及伙食、各项杂支。为管理经费，该会实行预算决算案，预算案征得全体会董过半数同意，于每年开第一次特会时议决施行；年终开第二次特会时，总协理将收支数目开列清单并提请议决后作为决算案。每年收支结余钱款由总协理邀集会董共同决定存储生息。凡会内往来文牍及经费收支簿册由会计和书记保存登记，调查员者每月检查1次。[14]

1931年徽州茶务总会被改组为休宁县茶业同业公会时，其治理架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由董事制改为委员制，组成人员分为会员、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常务委员、主席。凡在休宁县境内开设茶号者均为该会会员，会员代表由茶号推选经理及年满25岁以上者1至2人充任，会员代表有表决权、建议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在会员代表大会上用无记名连选法选举执行委员15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监察委员监督会内账目、产业及执行委员的办理事项。再由执行委员互选常务委员5人，然后从常务委员中选举1人为主席，全面负责会务。此外聘任文牍、书记、会计兼庶务、收捐员及帮办收捐员各1人办理公会日常事务。休宁县茶业同业公会的宗旨是维护同业利益，处理同业纠纷，发展对外贸易，办理事项如下：“筹议本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关于本业利害关系，建议于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事项；关于本业之调处及公断事项；关于业务之征询及通报事项；关于本业之统计之调查编纂事项；得设茶业学校但须呈报主管官署核准。”[15]同业公会比较重要的会议有：会员大会每年开会1次，在新茶上市时举行；执行委员会每月1次，在月末召开；常务委员会每月3次，分别于1日、11日、21日召开，如遇到特别事故，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会议。会员大会的决议要有过半数会员代表出席，出席代表中过半数同意才能实行，如果出席代表未过半数，决议暂时搁置，将其结果通告各代表，在2个星期内重新召集会员大会，对决议进行表决，得到过半数的出席代表同意方能通过。[16]

祁门县茶业同业公会也采用委员制，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39人，再由执行委员互选常务委员7人，最后从常务委员中推选1人为主席，综理会务。又设监察委员11人，亦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监察会产及一切会务。同业公会的职责为对外代表茶商交涉问题、转达上海商情、调解同业争执等，对茶叶的加工、运销等事项则无暇顾及，只是在茶季前召开会议1次，并翻印农商部奖状发给各茶号。同业公会的经费收入按茶叶数额抽取，出口红茶每箱4分，其他各色茶叶每百斤8分，每年经费有千余元。[17](www.xing528.com)

上海星江茶业公所敦梓堂初期实行董事会制，后改为执监委员会制，1935年改组为理监事委员会制。1926年，敦梓堂议决，由全体作头公举总董1人、议董2人，总董由全体作头大会公举殷实商家担任，议董则由全体作头互相推举，结果选出总董胡靖畇，议董叶际康、程润庭。总董有保管财产、处理堂务之权，负责办理公所内外事宜，未经全体作头大会通过，不得自由交卸职权。议董协助总董处理堂内一切事务。敦梓堂遇有事故，由总董办理，特别事故由司事报告总董，召集全体大会公决。每年二月初十起至十四日止，议董派人入堂，清理全年账目，并于十五日召开全体大会，恭读朱文公圣诞文，公开核算全年账目，当晚设筵庆贺，不是作头以及未代收火锅捐者不得入席。[18]

1947年，星江敦梓堂章程规定，由全体会员组织会员大会作为敦梓堂的最高权力机关，开会时以会员十分之六以上出席者为规定人数，会员大会议决预算、决算及其他重要事项。会员资格有一定要求：“凡婺源旅沪制茶领班人员品行端正，表同情于本堂者，经会员二人介绍，缴纳常年会费，皆得为本堂会员（会费以会员之工作栈内制茶机器多寡计算，每部每年征收法币二万元，如无任职者，得免缴费）。”凡会员有不轨行为或有违反敦梓堂规则者，经监事委员会审查属实，提交会员大会取消其会员资格。会员的权利一律平等，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会员的义务则是推动敦梓堂事业的进行并遵守章程、缴纳会费。敦梓堂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7人、候补理事2人，组成理事委员会，并互推理事长1人综揽一切事务；在大会休会期间，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处理堂内外事务。会员大会选举监事3人、候补监事1人，组成监事委员会，互推常务监事1人，主持会务并监督账册收支是否清晰完整，会员是否良莠不齐，理事委员会办事有无弊端，等等。选举理事、监事时，用记名投票法，以得票数最多者当选，其次为候补。理事委员会设有总务股、公益股、仲裁股、调查股、经济股等5股，各股干事从理事委员中推出，属于义务性质，不支薪水。监事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有：“（一）督促本堂事务之进行。（二）稽核本堂财产及出纳款项。（三）审核本堂预算及决算事项。（四）提交议案及审查理事委员会提交复决事项。（五）发现理事委员会办理事务有欠，当时得具书面纠正之，如有弊端时，得提出弹劾之。”[19]

我们从1948年敦梓堂呈报给上海市社会局的公益慈善团体重要职员登记表中能够看出公堂重要职员的身份信息：

资料来源：《星江敦梓堂》，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69-85。

从上表可以看到，星江敦梓堂的重要职员为茶商和茶厂领班，也就是作头；敦梓堂可视为茶商与从业伙计的一个联合体，茶厂领班即为伙计的代言人。1926年的章程已明确交代了栈主、作头与茶工之间的关系：“各栈作头与栈主本为唇齿之相依，设有困难问题，得报告本堂予以公正处理，而各栈人工均归作头雇用，任免等事，作头自有相当权衡。”[20]

敦梓堂所办事务主要围绕茶工福利展开，大致分为施粥、施药、救济等3项：“每年从二月初一日起至四月初一日止，设立粥局，凡茶栈工人每日均可入局食粥；每年夏季购办痧药散给各栈工人，以防疾病；每年除夕，散给茶栈工人度岁费用每人钱五百文。”[21]1947年敦梓堂应办事务除了上述3项外，增加了调解茶业栈主、工头、工友之间的纠纷，资助制茶工人死后殓费兼办施棺、盘柩回籍等事2项。[22]可见敦梓堂把原本应由茶商承担的责任包揽过来，照顾制茶工人的生老病死，不仅解除了工人的后顾之忧，也减轻了茶商的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