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家书内容来看,胡元龙父子的创业历程较为艰辛。光绪十七年(1891)胡上祥在分家序言中称:
弱冠倖入胶庠,清白传家,恒产粮无合勺,舌耕八载,累讼六年。戊申元配物故,时大女将出室,元龙年才舞勺,次女十岁,文明仅六龄耳,衣食无资,生计无术,千思万虑,求人不如求土,因此,自愿退租息讼,入山雇工种茶萪、茶子,以为养老计。[8]
由此可知,胡上祥出身于贫困家庭,少年时期曾入庠序之学,但因家庭贫困,被迫弃儒务农。不幸的是,此后又卷入了一场长达六年的官司。这对原本生活就并不富足的胡上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在道光戊申年(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中年之时又遭丧妻之痛,儿女俱幼,衣食无措。在这种窘迫的逆境中,胡上祥深思熟虑,力图摆脱困境,于是主动在那场旷日持久的田租诉讼中做出让步,利用家乡附近丰富的山林资源,开始进山创业,开辟茶园,种植茶萪、茶子,从此走上艰苦的“茶叶之路”。
胡上祥走上茶叶经营之路仅数年后,便爆发太平天国战争,南方商品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商业经营环境遭受毁灭性打击,而战火很快就波及徽州本土。正如胡上祥所言:“厥后五六年,发贼扰境,公务旁午,艰难万状,喫粗着破,深耻仰歇。”[9]从咸丰四年(1854)祁门县城被太平军攻陷,直到同治元年(1862)的九年间,祁门战事始终处于拉锯状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商业中断,这里成为一片废墟。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胡上祥的长子胡元龙还曾“从戎二载”,加入对抗太平军的战斗,获得“保举把总,加六品顶戴”[10]的殊荣。
在咸同兵燹的战乱情况下,胡上祥和族人一同经营的土碓业也受到冲击,“因费用浩大,负债五百余金”,因胡上祥“经手大半,不能归结”,后来其族侄将“东路做成土碓二区”出顶给胡上祥经营,因此胡上祥“独立接手,二三年间,颇获五六百金”,获得一定利润。利用这些钱财,胡上祥此后又在“半山建造培桂山房”[11],开辟茶园,种植茶树,进行茶叶经营。
光绪四年(1878),胡上祥与其子胡元龙,在“祁南红茶本号开创”,经营红茶生意。但光绪十二年(1886),“九江卖茶失机”,胡元龙父子经营的茶号当年损失不少,“约空二千再叫”。此后,因家族人丁繁衍,开销日益增多,背负的债务日高,胡上祥“查盘负欠,大约在五千以外”。面对这些债务,胡上祥“心神恍惚,无计可施,以至废弛公事,抱恨惭愧,自丙戌至庚寅,日在混沌之中”[12]。到了“丁(亥)、戊(子)两年,茶号歇业”,即光绪十三年(1887)、十四年(1888),胡元龙父子开设的茶号因资金问题,处于歇业状态。一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胡上祥主持分家之时,父子二人经营的茶号仍然欠有不少债务,可知其经营可谓步履维艰。(www.xing528.com)
需要说明的是,胡元龙父子在咸丰年间开辟的培桂山房茶园,制作的是传统的徽州绿茶。而在光绪年间,胡元龙因绿茶销售不旺,改制红茶,因而创立“祁红”这一新的品牌,并由此获得商业成功,红茶外销日盛。
关于胡元龙创立“祁红”及其经营情况,《农商公报》记载:
安徽改制红茶,权舆于祁建,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13]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王兴序在调查报告中也称:
祁门南乡有园户胡仰儒(即胡元龙)者,特自制园茶,以为之倡。此为徽茶改制红茶之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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