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时期行祠化和宗祠化的演变与优化

汪王信仰的正统化过程，在宋代已经完成。进入元代，这一事实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承认。在被纳入蒙元统治大约三十年后，徽州社会逐步安定，至大二年（1309），当地士大夫汪承直通过徽州路总管府报江浙行省，提请元廷重新考虑汪王神在新朝的封号问题：

徽州路总管府至大二年二月，准池州路总管府判官汪承直牒呈。窃见徽州路土神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汪氏，讳华，生有神灵，长而骁勇。属季隋之世，群雄并兴，抚六州之民，按堵如故。在唐纳土而职迁留守。入宋封王，而血食新安。雨旸响应于须臾，疫疠潜消于萌蘖。庙名忠烈，人仰英风。前朝之诰命犹存，圣代之褒崇尚缺。愿追旧典，嘉锡新封。[31]

从《忠烈纪实》中汇集的史料来看，至大二年的这一申请得到回应的速度并不快，直到泰定二年（1325）四月元廷召开的御前会议才讨论到此事，并于第二年（泰定三年，1326）七月才作出批复：

徽州路申汪王神……宋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太常礼仪院议得，陟宋以来，屡加封号，八字王爵，已极尊崇。今江浙行省请改锡嘉名，若准所请，改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右札付徽州路总管府。准此。[32]

不过，因为还有查勘取证的过程没有完成，这一批复也并没有成为即时颁发的敕命。元统二年（1334），徽州路耆老汪宗宝为此再次发起申请，请求将此事落实：

徽州路元统二年，据耆老汪宗宝等状告……泰定三年八月二十日申奉到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札付，该准中书省咨，奏奉圣旨，改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切照江东道信州路自鸣山神、广德路张真君，俱奉圣朝嘉封，赐以圣旨。今本路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如蒙一体，颁降宣命，庶彰神灵，下慰民望。[33]

该请求经过徽州路达鲁花赤郄释鉴的“保结关请”，“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徽广等处分司佥事朵儿只班、中议书吏伯也忽台”的查勘，最终在至正元年（1341）得到了元顺帝的圣旨：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徽州路忠烈庙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生而先几之知，没而及物之仁。有感遂通，无远弗届。箕风毕雨，阴阳听其翕张；黟水歙山，春秋安其耕凿。盖聪明正直而一者，故水旱疾疫必祷焉。爰易显称，庸光休烈。尚其体兹，敬共明神之意，庶无忘夫阴骘下民之功。式克顾歆，以承茂渥。可改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至正元年闰五月日。[34]

该条敕封的信息，也见载于《元史》的《顺帝本纪》。[35]

从提出申请到敕命下达，汪王神在新朝的重新认定虽然经过了漫长的三十年，但从至正敕命的内容以及“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的封号来看，蒙元王朝显然接受了前朝的传统。元封相比宋封，汪王神封号中的“武神”降为“武烈”，“英圣”改回“灵显”，褒奖的程度略有降低，但“昭忠”“广仁”称号的保留则意味着汪王神的“正统性”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与这一现象相匹配，在元代的徽州，郡城乌聊山上的汪王庙仍然是地方守宰祷雨禳旱的重要祭祀场所。延祐时期的徽州路达鲁花赤大都，“有惠政，……尝岁旱祷黄山及汪王祠而雨”[36]。后至元时期的本路判官马桢，“佐治新安……乃延见父老，询民水旱疾疫所以致祷祀者。众谓忠烈王自唐至今，以功劳血食，祷应如响，侯识不忘。明年春，霪雨害麦，民且忧饥年。侯白僚长，率厥官属诣祠下，斋戒以请。翌日，天体霁然。麦遂倍收”[37]。当地士人观览乌聊山汪王庙，也往往会产生强烈的自豪感：“昔日六州曾卷土，此邦千载尚尊王。高陵夜雨鸣弓剑，原庙春风洁豆觞。灯火万家元夕夜，谁悲狐兔满连昌。”[38]民间的赛祀活动也颇为活跃，“郡城乌聊山，香火特盛。每以岁正月十八日，赛祀逾旬”[39]。

与此同时，元代徽州的汪王信仰也出现了“行祠化”的特征。“行祠”可以看成“本庙”的分支，但又未必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毋宁说只是反映了不同区域人们各自的崇拜需求。正如元代名儒陈栎所说：“乌聊之外，行祠相望，苦竹丛祠，威灵孔彰。”[40]在徽州郡城的乌聊山汪王庙之外，各地“汪王行祠”的出现，无疑体现了元代徽州汪王信仰的流行趋势。

元代徽州的汪王行祠数量颇多，比较重要者分布于歙县的茆田、槐塘，休宁的万安、临溪，黟县的横冈，以及婺源的大畈。歙县茆（茅）田的汪王行祠见载于元初方回的《茅田汪王庙》诗：“殿阁犹如许，兵戈岂不无；终然香火在，直与子孙俱。”[41]该庙曾在元末的壬辰（至正十二年，1352）之乱中毁于兵燹，但在四年之后的丙申年（至正十六年，1356）很快就得到了当地士民的重建。元末儒者唐桂芳（1308—1381）《重建茆田灵显庙碑记》记载：“茆田距城三十里，遗庙壬辰毁于兵燹，丙申，同里闵义善、程文，募檀者家，浸复旧规。”[42]歙县槐塘的汪王行祠有“汪王庆生楼”的别称，至少在至治初年（1321—1323）就已经存立。[43]且直到明初，仍是当地士人引以为荣的景观。唐桂芳之子唐文凤（子仪）在永乐二年（1404）即曾为该庙撰写过《槐塘行祠图说》，认为汪王神“生能为国之柱，殁为神，郡民有祷皆然，所求即应，真乃天地间公正之神”[44]。

休宁万安山，古名万岁山，在隋唐曾为“歙州治所”，因此又被称为“古城下”。这里的汪王庙比较古老，南宋中期即已设立，“故城以王所依凭，道人吴智诚始斥（资），大而新其祠。经始于乾道壬辰，鸠工于淳熙己亥”[45]。该庙在元代仍是休宁县内重要的汪王行祠。元代显宦汪泽民（1273—1355）有《题古城石头壁》诗，该诗副标题即为“上有汪王庙”，诗称：“至今万岁山头庙，犹有居民说古城。”[46]休宁临溪的汪王行祠不仅是祭拜之地，也是人们的过往休憩之所。元末朱升记载道：“至元后戊寅……六月庚午，里友人朱升与程可大、詹伯璋行憩于临溪里汪王行祠之门。”[47]

黟县横冈的汪王庙也颇为有名。元末名儒汪克宽曾为其撰写庙碑：(www.xing528.com)

由此可知，横冈的汪王庙建立于至正四年（1344），有屋十六间，规模廓大，且有专门的庙产和庙祝，而由该庙的庙貌也不难推知各地汪王行祠的具体情形。

综观这些汪王行祠所在地，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实际上并非处于偏僻之地，而是分布于交通要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歙县的茆田和休宁的万安。茆田在徽州府城以西三十里，在明代被称为茆田铺，徽州府城南向通往闽浙赣三省的陆路官道正是从茆田开始一分为三。西线官道经由休宁县城、祁门县城进入江西，经饶州府可达江西省城；中线官道经由休宁县五城、婺源县大阪，过江西玉山县，经福建崇安县可至闽北的建宁府；东线官道经由休宁县临溪，过马金岭进入浙江的开化县，经常山县可至浙西的衢州府。[48]可以推想，如果从这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入徽州，茆田正是到达徽州府城之前，最重要的交汇点。

万安在休宁县城以东十里，在明代以万安街而著名。与茆田相比，万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水、陆两条交通线的交汇处。明代徽州商人黄汴纂有地理书《一统路程图记》，该书卷7《江南水路》记载：

江西由休宁县至浙江水路。南昌府。三十里，黄家渡。四十里，赵家围。……祁门县。陆路。……十里，渔亭。下水。廿里，齐云岩。三十里，休宁县。十里，万安街。三十五里，屯溪。……五十里，街口。巡司。八十里，淳安县。……九十里，富阳县。九十里，江头。十里，杭州府。[49]

可见休宁万安正处于从南昌到杭州的水路交通线上。而在另一位明代徽商程春宇编纂的商业地理书《士商类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休宁万安到歙县茆田之间的路程，还是徽州腹地通向浙江杭州的陆路交通线的一部分。

杭州府。……四十五里至余杭县。起旱。……二里，北岸。二里，大佛。七里，蔡坞口。三里，章祁。十里，稠木岭。三里，七里头。七里，徽州府。二十里，岩镇铺。十里，茆田铺。二十里，万安街。十里，休宁县。[50]

从上述引证可以看出，无论是歙县茆田还是休宁万安，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均颇为明显。实际上，本文之前所提及的诸多汪王庙的所在地也大都具有类似特征。在这些地点出现颇具规模的汪王行祠，应当体现了在元代的新形势之下，逐渐扩大的士人和商人群体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实际需求。

在诸多的行祠之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婺源大畈（亦称大阪）的汪王庙。婺源大畈地处徽州府南向通往江西上饶和福建崇安的交通主线之上，地理位置颇为重要，这一点与其他汪王行祠的所在地并无不同。但比较特别的是，根据元末儒者赵汸《知本堂记》的记载，这个庙宇与后代的“宗祠”颇为相近：

郡汪侯仲玉，……乃即星源大畈田中创重屋为楹间者五，其上通三间以为室，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来居大畈者，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世。又为庙于屋南，像其祖之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孙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斋舍，延师其中，聚族人子弟而教之。庙有庑、有门，时享月荐，买田以给凡费者若干亩。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国公，国朝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51]

汪同（仲玉）是元末徽州著名的乡军领袖，他所建造的知本堂，不仅包含了可以敬拜祖先和教育子弟的奉先之所，也包含了祭拜汪华的汪王庙，并由族内长老主持“祀事”。如果仔细分疏这些称谓复杂的神主，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已经呈现出一种谱系性的联系。总之，这是个“宗祠化”色彩颇为浓重的汪王行祠。

对这种地方信仰宗族化的倾向，我们之前的研究主要从大畈汪氏的历史以及元代后期徽州社会的理学化趋势的角度进行解释。[52]而《忠烈纪实》中的新材料，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解途径。从表3可以看出，南宋王朝通过对十四组“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多次敕封，到南宋末期，已经制造了一个复杂的汪王神自身的宗族系谱。而其中的不少“人物”，尤其是所谓的汪王八子，在元明时期的各类汪氏谱牒中往往都居于“族源”的重要位置。如果说，在元明之际，徽州汪王信仰已经表现出一种“宗祠化”的倾向，那么，除了元代后期理学的影响之外，南宋王朝的敕封，可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

表3　宋代汪王神家族谱系的形成

资料来源：《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首，第6a—13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