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汪王信仰的正统化及优化措施

汪王信仰的神主汪华，是崛起于隋唐之间的徽州土著豪强。其事迹见于几种主要的唐代史料，包括《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以及宋代的两部大型地志《太平寰宇记》和《舆地纪胜》。而对于现代史家来说，汪华这类土著豪强，虽然最终都被唐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消融，但他们的根源却在于南朝的地方性的酋豪势力。[12]而正是这类历史人物身上所带有的浓厚的地方性，才使得他们在兴起之地“殁后为神”，广为崇拜。

在唐宋史志当中，汪王故事的核心环节，除了“保境”之外，还有“受封”。如果说前者充分体现了汪王神的地方性，那么后者则体现了他在王朝秩序中的位置。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汪华受封为“灵惠公”，这是汪王神正式进入王朝祀典的开始。虽然在此之前半个世纪，歙州文人汪台符就撰写了《歙州重建汪王庙记》（962），但从该记的文字来看，州城乌聊山汪王庙的出现不会早于五代时期。该记中一些含混的文字甚至还透露出，汪王信仰在唐代有可能尚在“淫祀”之列。[17]北宋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的《追封灵惠公敕》见载于《忠烈纪实》，文字非常简略，仅称“歙州越国公汪王神，奉敕宜特追封灵惠公”[18]。只有比较同年二月歙州知州方演的《奏乞追封表》，才能了解其事件的脉络：

今伏睹封禅大赦节文，忠臣烈士皆令精洁致祭。又赦书有未尽者，许分析奏闻。其越国公汪王神，伏乞皇帝陛下圣造，特赐圣泽，别赐追赠，所贵劝天下忠义之士，慰一郡系赖之心。臣生为歙人，幼睹其异，幸因东封大礼，辄敢闻天。[19]

由此可知，这是歙州知州方演借着宋真宗泰山封禅的时机，吁请将汪王神列入祀典，而方演本人也正是歙州当地新兴的科举士大夫的最初代表。不过，从敕告的简略文词可以看出，当时的朝廷态度实际上颇为平淡。而“灵惠公”本身也只是一个颇为普通的封号。这种情形显示出，直到北宋中期，汪王神还远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与此同时，新兴的歙州科举士大夫的影响力也颇为有限。正如王安石所称：“歙之为州，在山岭涧谷崎岖之中。自去五代之乱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20]

大约经历了百余年的沉寂之后，直至北宋行将结束的徽宗时代，对汪王神的加封才又重新开始，而其中主要的因素则与王朝对“方腊之乱”的平定有关。《三封王告》记载：

因睦寇方腊至境，王云中以刃麾贼，事平，都帅以闻，加封“灵显”二字。敕：朕以庆赏之权，驭封爵之柄，奖于忠顺，罔间幽明。徽州忠显庙英济王，武烈之功，久严方祀。威灵之德，能警群迷。比昭风马之祥，卒弭干戈之悖。云雷顺序，山川廓清，乃即旧封，肆加显号。……可特封显灵英济王。[21]

北宋宣和四年（1122）汪王神被加封为“显灵英济王”，是因为在“睦寇方腊至境”之时，汪王神能够在云中“以刃麾贼”，有功于王朝平定“寇乱”。宣和时期对“方腊之乱”的平定，是徽州这一地名出现的缘起，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管治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汪王神转变为“显灵英济王”，实际上正可以看作徽州逐步脱离边陲状态的标志。

真正关键性的变化产生于南宋时代的中期。乾道四年（1168）三月十五日，徽州知州郏升卿代表祁门县士庶，递出了加封汪王神的申请，理由是在“疾疫大作”时，汪王神能护佑一邑的平安：

伏见本邑忠显庙信顺显灵英济王，忠义之节显著，于唐御灾捍患，有功于民，不可概举。庙额封爵，累锡于本朝。凡邑之水旱疾疫，有祷必应。又如绍兴二十三年、乾道二年，邻邑疾疫大作，罹其灾害者，不可胜数。邑人相与祈安于王，遂荷其阴相，疾疫不作，民无夭折。其福惠于民，彰著如此。乞备申敷奏加封。[22]

这一请求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汪王神由此获封为“信顺显灵英济广惠王”，[23]也即后代常说的“八字王”，在封号的文字形式上已达到最高等级。

而就在当年夏天，知州郏升卿又向转运司呈报了汪王诸子在抗旱致雨方面的灵异功能，并由此动议对汪王诸子和夫人进行敕封：

本州管下，自五月下旬以来，阙少雨泽，虑伤禾稼。升卿等躬率官僚，自六月十一日，遍诣寺观神庙祈祷，未获感应。升卿等职在牧民，不遑安处，遍询民情。本州城北七里，地名云岚桥，有英济汪王墓，并城南龙井山，有忠助庙八郎君，乃英济汪王之子。每遇雨旸愆期，民有疾疫，虔诚祈祷，必获感应。遂于本月十五日早，躬亲出门外，迎请两处神像于城内忠显庙致祭。未至庙所，甘雨随至。早晚诣庙拈香，并皆得雨。[24]

相关的申请最终使汪王夫人和诸子（八子）先后在乾道五年（1169）和八年（1172）分别获得封号，[25]从而使得汪王神出现了一个家族的谱系。(www.xing528.com)

除了汪王神封号的不断升级和敕封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南宋的中期，汪王神本身还面临“正名”的问题。在崇尚道统的氛围中，唐史中汪华故事的“反叛”色彩，使徽州新兴的科举士大夫始终无法释怀。因此罗愿在其《汪王庙考实》中，专列了“纳款”一节，讨论隋唐之际汪华归唐的种种历史细节。罗愿最终认为：

王庙食此邦逾五百年，而民爱敬之久而愈新者，不惟能出云雨、御灾厉，亦由其起不失正道，始终出于靖民。故天下方乱，则以身蔽六州之人，及其粗定，闻真王而遂归之。事合天心，为天所相，是以生享其祚，而没食其土，以能悠久。然则不斗一民，不烦一旅，间关自托于唐者，乃王之大节本意，不可以不白也。[26]

汪王神的名节是否符合“正道”，不仅是罗愿的关注重点，也始终是此后深受理学影响的徽州士人的关切目标。虽然理学原则与真实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容易完全消除，但到了南宋中期，汪王神的“忠义”的形象已逐渐被人们接受。

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南宋后期才出现了对汪王神的更高规格的敕封，并使其最终成为“国祀”的“正神”。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朝廷第十次加封汪王神，封号为“昭忠广仁显圣英烈王”：

据敕告所述，此次敕封是因为“多士之忱辞”，即多位大臣的推荐。南宋后期的徽州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科举社会，不仅进士人数众多，而且在嘉定（1208—1224）之后颇多显宦，其中程元凤更在宝祐三年（1255）入居相位，进入了宋廷的权力中枢。[28]有“多士”来推动汪王庙的敕封并不令人意外。其中比较值得留意的是汪王封号的拟定。与之前的封号相比，新封号“昭忠广仁显圣英烈王”以“昭忠”代替了“昭应”，以“广仁”代替了“广佑”。这意味着朝廷褒奖的重心，从“灵应”转移到了“忠义”，从“护佑”转移到了“仁德”。正如敕告所说，“忠者，臣之节，历万古而长存；仁者，心之德，溥六合以流行”。这一转换，大幅度减弱了汪王的“地方性”色彩，从而凸显了其“正统化”的面向。在此时的宋廷心目中，汪王神已然是王朝的“正神”。

这一趋势在南宋末期的最后二十年并未减缓。德祐元年（1275）四月，因为避宋恭帝赵㬎之讳，汪王庙的庙额由“忠显庙”更改为“忠烈庙”，[29]成为此后六个多世纪中汪王庙的定名。同时，汪王神也得到了第十一次敕封，这也是宋王朝内最后一次敕封，封号为“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敕告称：

徽州忠烈庙神，昭忠广仁显圣英烈王，生而烈士，殁则正神。明德在民，宜得通百世而祀。阴功及物，何止活千人之封。属边尘之未清，致内寇之俶扰。浸迫近境，实繁有徒。灵若降于云中，厉遂驱于山左。允矣英威之孔灼，见于士庶之所陈。方人心危疑之秋，倚神为重；则国家褒崇之典，于礼亦宜。[30]

此时的南宋王朝早已风雨飘摇，元兵已攻陷了半个江南，临安城危在旦夕，的确是“人心危疑之秋”。在这封敕告中，汪王神不仅是“正神”，甚至成了宋廷亟需倚赖的“武神”，需要他祛除“山厉”，彰显“英威”。南宋的命运当然无法挽回，但汪王神在此期间积累的敕封却足以使其成为真正的“国祀”，显赫的“正统之神”（表2）。

表2　汪王神在宋代的敕封

（续表）

资料来源：《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首，第6a—13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