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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后的区位格局与经商传统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胡廷卿的生活空间其实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徽州的经商传统有很大关系。表4胡廷卿与广东等五省交往记录表(续表)胡廷卿之所以与汉口、九江,特别是景德镇产生联系,实际上与此一时期祁门红茶的兴起与汉口、九江作为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传统的经商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表5与九江、汉口联系相关记载具体信息表他们在经商的同时,在经商地或沿途购买商品回祁门,以满足祁门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

通商后的区位格局与经商传统

胡廷卿的生活空间其实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徽州的经商传统有很大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在这32年中,与胡廷卿产生联系的地方按照行政区划不同,有7省12府(州)26县。在胡廷卿1 557次提到的180个地名中,有1 537次属于安徽与江西两省,占据总数的97%,这反映了胡廷卿的活动范围以安徽为中心以及与祁门县传统经商路线一致的事实。[12]也可以看出,与胡廷卿生活发生联系的省份基本集中于南方各省。除去江西省在清代以前即与祁门县的紧密关系外,广东、湖北与其关系较为紧密,其中广东尤为突出。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与广东等5省的联系中,商品买卖占据了主要地位。除胡廷卿于光绪十四年(1888)去江苏省南京参加乡试外,其他4个省他均未去过。但由于与他相关的诸多人员从事商业活动,因此通过这些人物,他间接与上述各省产生了联系。综合表中信息可以发现,在5省20条的记载中,以商品为媒介的联系高达14条,其中广东货物占13条,这充分说明广东作为商品进出口贸易中心之一的事实。虽然此时上海已取代广州的地位,汉口与九江已是祁门红茶的集散地,但是由于祁门安茶的传统经销路线是销往广州,[13]因此至清末时仍有诸多祁门商人往广州贩茶。表中的胡俊明、胡兆瑞皆是兼营茶叶的商人。而光绪二十九年(1903),胡廷卿长子胡云青(阳开)也曾代胡俊明前往广州销售茶叶。而日顺则是由祁门红茶的创始人胡元龙所创办的日顺茶厂,主要制作红茶。由于贵溪村内普遍种植茶叶,经营茶叶的商人众多,他们或是南下广东,或是经饶州而至九江,顺长江西上武汉,在售卖茶叶的同时,从当地购买日常所需物品回来。如表4中胡廷卿的两个儿子阳开与佛子都利用去汉口贩茶的机会采购了大批货物回来。光绪二十四年的这次货物,分别采自汉口、九江,支用英洋12元5分,银8两5钱5分7,[14]说明这批货物数目很大,否则不会以洋、银计算。

表4 胡廷卿与广东等五省交往记录表

(续表)

胡廷卿之所以与汉口、九江,特别是景德镇产生联系,实际上与此一时期祁门红茶的兴起与汉口、九江作为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传统的经商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咸丰十年(1860),中英签订沿江通商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镇江、九江和汉口三个沿江城市,从此外国势力沿长江进入内地,其中九江和汉口成为中外交易的沿江中心城市,这些内陆沿江城市亦成为祁门茶商的活动聚集地。[15]此时,由于绿茶的滞销,贵溪人胡元龙受到自福建退职的黟县人余干臣启发,于光绪四年(1878)在贵溪开办日顺茶厂,试制红茶并取得成功。据胡元龙之父胡上祥立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分家文书记载:

戊寅(笔者注:即光绪四年),祁南红茶本号开创,至丙戌,已历九载。不意元龙随手支用,无知妄作,好行小慧(惠)。丙戌,九江卖茶失机,号内加作三班,我全不识。[16]

这段记载表明,祁门红茶的销售区域主要是在九江,但是由于汉口的茶叶需求量大,其价格高于九江,因此亦有部分红茶分销于汉口。据编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时务通考》记载:(www.xing528.com)

论茶叶一事,据英商天裕行所报情形,谓本年宁州头春红茶,在华历四月间即经华商运到九江,径行送往汉口者比平常之好茶较美,其最上之宁州茶,系专售与俄商,而俄商亦愿出价争相购买,每担给价八十两至八十八两之数,后到之祁门茶色,味稍逊于宁州,然其上等者若在本口出售,价值平平,及运之汉口,其价便高,有俄商愿出每担七十两之值。从前,此等祁门茶,俄商并无人过问,而本年则竟置买三四成之谱,此亦意料所不及者也。[17]

这里指的应该是光绪二十三年前一两年的情形,但它说明,祁门红茶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质量虽不如江西宁州红茶好,但在汉口,由于俄国茶商的需求量大,价格亦不低。而表5中有关与九江、汉口联系的记载即发生于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年间(1896—1904),且均在四五月份,这期间正是出售茶叶的季节。这时,胡廷卿的两个儿子皆已进入壮年,正是做生意的年龄,因此,胡廷卿本人虽居于贵溪村内,但远在千里之外的九江和汉口则因为茶叶而与其发生了联系并获得当地的信息,进而在其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影响。

表5 与九江、汉口联系相关记载具体信息表

他们在经商的同时,在经商地或沿途购买商品回祁门,以满足祁门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有关广州的情形,已如前述,这里再以景德镇、九江及饶州为例(见表6)。由表6可知,在所有记载中,除去因为同一件事而分别记录之项外,共107次,其中有关货物的记载是63次,加上办事兼买货物的3次,共66次,其余分别是佛子在景德镇方长春号工作、做学徒的记载6次,给佛子送去日常物品及零花钱者5次,自景德镇回家的记载6次(其中包括佛子的同事),收到佛子的来信3次,佛子请客记载3次。其中引起笔者注意的则是胡廷卿有关九江竹布价格和饶州(即鄱阳)洋价的记载。这两处记载,一处是民众日常消费所用之布,一处是与日常的洋、钱兑换有关的经济活动。在晚清,由于英洋(即墨西哥洋元)的大量流入,白银的大量外流,洋和英洋逐渐取代了银在中国社会中的流通,由原来的银、钱换算转变为洋、钱关系。在大宗买卖中,一般支用洋,而日常零花钱及涉及数额较小时,多支用铜钱。因此,民间经常用洋来换取铜钱以满足零用。在胡廷卿的账簿中有多次换钱的记载,两者的比价并不稳定,且换钱的地点亦不固定,同一时间不同兑换点的比价也会有差异。他将饶州的洋价记录下来,以此来了解更大范围的行情,实际上是为了在换钱过程中不至于吃亏。显然,胡廷卿之所以能获悉远在百里之外的九江和饶州的布价、洋价,是由于经商加速了人员的流动并由其带来及时信息。

表6 景德镇、九江、饶州(鄱阳)三地记载事由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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