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社会变迁的规模与速度加快。作为生产资料的主要构成，土地买卖活动极其活跃，田宅等不动产产权转移频繁，正如清康熙浙江天台知县戴兆佳所云：“天道有循环，人事有消长，贫富无定势，田地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2]“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3]但因田宅价格的不断上涨，田宅交易中，产权转移也出现了诸多的变量。在这些变化中，最为显著和突出的应当数“找价”即“找不敷”的出现。
“找价”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明代所实行的土地买卖于大造黄册之年推收过割的制度。杨国桢指出：“土地交易的时间和推收过户的时间实际上存在的距离，难免有许多流弊。从契约关系而言，当时处理产税脱节的办法，是规定在土地成交到推收这段时间内，实际管业的买主必须津贴粮差，而由卖主输纳。这种变通，形式上可以避免税粮无着，但它又使出卖的田地变成一种‘活业’，卖主在推收之前，可以借口‘卖价不敷’要求加找田价，或借口‘无从办纳钱粮’要求加贴，或者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要求赎回，而买主在推收之前，又可以把田地转卖给第三者等等。这样，实际发生过的买卖行为便蜕变为一种典当、抵押的关系。这样做，并不违背法律的精神，因此民间不能不用加找契约来加以补充。”[4]
事实上，“找价”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土地价格的持续性上涨是毋庸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江西省信丰县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到乾隆六年（1741）短短不到五十年之内，“田价比往年贵了几倍”[5]。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突出，田地价格的持续上涨，对于田宅和土地交易的双方当事人而言，最终导致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原卖主要求以原价赎回自己已经卖出的产业；一是原卖主要求买主予以补贴，即“找价”。再加上杨国桢所言的制度因素，“找价”终于在明代中叶率先在山多地少、人众田寡的东南和江南地区爆发出来，而且一直延续到清初，最后被清雍正和乾隆年间的立法认可。因此，“找价”现象的凸现，反映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从一个侧面透射了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的冲突。
明代中叶，伴随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土地价格涨升，“找价”现象和“找价”纠纷终于在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江南和东南地区迅速爆发和蔓延开来。“找价”习俗在成化年间即已在江南一些地区产生。隆庆年间，“新郑当国，思甘心徐氏，凡卖过田产，准许回赎或加价。波及阖郡，刁沾成风，夜卧不得贴席”[6]。又据范濂云：“田产交易，昔年亦有‘卖价不敷’之说，自海公（瑞）以后，则加叹杜绝，遂为定例。有一产而加五六次者，初犹无赖小人为之，近则士类效尤，腆然不顾名义矣。稍不如意，辄架扛抢奸杀虚情，诬告纷纷，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7]谢肇淛在谈到“找价”现象时说：“俗卖产业与人，数年之后，辄求足其值，谓之‘尽价’，至再至三，形之词讼。此最恶薄之风，而闽中尤甚。官府不知，动以为卖者贫而买者富，每讼辄为断给。不知争讼之家，贫富不甚相远，若富室有势力者，岂能讼之乎？吾尝见百金之产，后来所足之价，反逾原直者。余一族兄，于余未生之时，鬻田于先大夫，至余当户，犹索尽不休。”[8]尽管明初徽州某县胡右建文四年（1402）卖田契中出现“又添加钞二贯”，汪思济正统二年（1437）卖田契中“面议添凑价谷四十石且”，[9]但这和因土地买卖价格上涨及土地活卖要求找价绝卖的添加价钱之“找价”还是不同的。据笔者所见因土地加价找绝使活卖转为绝卖的找价，崇祯七年（1634）的福建闽清县陈以海找价契是最早的一份福建闽清地区的“找价”契。该契契文如下：
立当契陈以海六官，原有民田数号，坐产闽清县四都地方，于前年凭中宋云门兄，卖与郑旌迁原佃为业，得价银及苗米石数，俱载原契明白。□□被水崩流，系是旌迁作垾。今遇大造，仍凭原中向旌迁尽出银□拾伍两正。其银即日交足，其苗即往过割郑田进户，六官当永无言尽取赎之理。今欲有凭，立字付照。
崇祯柒年正月初九日 立尽契 陈六官（押）(www.xing528.com)
中 见 宋云门（押）[10]
从这张崇祯七年（1634）闽清陈六官“找价”契的内容来看，其“找价”的原因显然属于杨国桢所认为的“土地交易的时间和推收过户的时间实际上存在的距离”[11]。可见，作为一种补偿，“找价”是田宅的买主给予卖主的一种价值补偿。它在最初产生之时，仅仅属个别现象。卖主为了免于纠纷，一般也会根据市场田宅价格的变化，给卖主适当的经济补偿。所谓“得业者怜失业者之贫，而求济出银，名‘不敷’。原属额外通情，为厚俗之一，相沿已久，视为分内之财”[12]，一旦诉诸词讼，由于一些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抱着如谢肇淛所说的“官府不知，动以为卖者贫而买者富”的心态，“每讼辄为断给”。如此以来，这种“找价”习俗竟然演变成一种地方的“乡例”，以致发生纠纷和诉讼时，尽管国家制订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当地地方官员总是予以认同。这样的结果，势必导致和助长了“找价”之风的蔓延。
明代中叶以来，田宅买卖中“找价”之风一经产生，便迅速蔓延和发展，以致在江南、浙江和福建等地区形成了所谓的“乡例”和“俗例”。更为严重的是，“找价”也由最初的一次性找断发展成无数次，最后形成找而不断、断而不绝的现象。在清初康熙时期的江西安远县，民间“卖田一契，必找价几番，名曰‘不敷’。再则曰‘绝契’，或曰‘挖根’，或曰‘辞老’，或曰‘探田’，或曰‘洗笔’。甚至有祖父卖产，事经几代，业更几主，而子孙复出索画字者。纷纷控告”[13]。雩都县甚至有“九找十不敷”[14]的民谣。对此，安远县几任县令多次出示严禁，但收效甚微。不得已，人们只好在卖契上注明“绝卖”字样以避免卖主的屡屡索找。不过，由于缺乏统一的法令规定，卖地索找“不敷”现象仍蔓延不止。
与此同时，围绕“找价”而引起的纠纷与诉讼甚至命案也大量出现。还是在江西，面对“找价”之风愈演愈烈之势，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安远知县于作霖亲自文移上司，敦请江西省和赣州府上宪禁绝“找价”恶俗，但收效了了。甚至发展到后来，不仅田宅“找价”之风不能得到革除，反而连其他买卖也有掀起“找价”之风者。乾隆年间，江西按察使凌焘甚至发布“禁卖妻找价”[15]的告示。由此可知，在江西地区，田宅交易中的“找价”已经渗透到其他领域，也就是说，只要是卖出的东西，不管是不动产的田宅，还是法律禁止买卖的人口，江西个别地区都敢在卖后要求“找不敷”。在浙江天台，康熙末年时的知县戴兆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准许民间找价一次。他说：“天台陋例，一正必有一找，又有了根方为卖绝，相沿成习。所以，从前田产买卖，价值原多未足。今当编审大造，自宜心平气和，率由往日陋例，凭中议处，清找了根，两不相亏，安居乐业。”但是，戴兆佳根据当地民俗陋例的变通举措并没有消除“找价”之风。相反，戴兆佳默许“找价”一次的行为反而助长了人们找而不休的心理和行为，“奈何买者故意掯勒，勒而不与；卖者争夺论少，溪壑难填。每日本县升堂理事时，环庭抱牍，告找纷纷”[16]。在江西，当“找价”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一些地区的卖产者便诉诸词讼。词讼得不到满足时，则起而诉诸武力，“（找价）原属额外通情，为厚俗之一。相沿已久，视为分内之财，至累索不休，且有‘九找十不敷’之云。恃强横取，竟于除夕碎器毁房，使守业者不予之而不得，最为恶俗”，以致“贫者以找不敷为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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