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的最新突破

王振忠

一

2017年6月3—4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合作主办了“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邀请到国内14家单位将近30位学者，共征集到27篇论文，围绕着“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展开讨论。

3日上午的第一场报告，是李琳琦教授所作的“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述介”。该报告回顾了安徽师大收藏徽州文书的历史以及馆藏徽州文书之主要特色，并介绍了近年来安徽师大“徽学”研究团队对徽州文献资料的整理情况。

以往，学术界对安徽师大所藏徽州文书所知甚少。管见所及，仅有个别学者（如毕业于该校的陈联）最早抄录过其中的部分资料。直到将近十年前，由周向华所编的《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出版，学界才对该校文书收藏的基本概况有所了解。此后，李琳琦教授主编的《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于2014年出版，其中收入了一些珍稀文书，颇为引人瞩目，如《清光绪年间祁门县十五都一图保甲册》和《清光绪年间绩溪县南乡九都保甲册》，是晚清时期编制保甲形成的户籍文书，相当稀见。对此，2015年，安徽师大的刘道胜教授，曾结合友人收藏的光绪刊本《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对清末的保甲编制与村族社会治理，作了颇为细致的探讨，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清末徽州保甲编制之实际运作与村落社会的实态。此一研究，以第一手的新史料推进了相关研究，也以更为具体的学术成果，让学界了解到安徽师大所藏文书的学术价值。

关于这一点，此次暨南大学黄忠鑫副教授提交的论文《明清婺源乡村行政组织的空间组合机制》，也从另一侧面加以证实。在该文中，黄忠鑫利用的核心史料也是安徽师大收藏的文书抄本。此一题名为“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的珍稀抄本，极为详细地记录了明清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过程。据此，黄忠鑫探讨了图甲的设立与构成、乡约差役之日常运作、保甲的编排与轮充等问题，指出：“婺源乡村行政组织以‘图’为顶点，将图甲（里甲）与保甲、乡约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多种空间组织形式。‘甲’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这类组织的本质是差役，民间社会在组合过程中形成了注重负担公平分配的运作机制。”该文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结合，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县以下区划和组织研究的深入，对明清赋役制度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此次会议上，利用安徽师大收藏的徽州文书所作的报告，还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王裕明研究员的成果。他在《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的几点思考》[1]一文中，考察了安徽师大图书馆所藏《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和《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通过比勘，他发现两份契约的内容除了时间之外基本相同。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有永乐四年、五年、八年的李务本卖田赤契。作者认为，《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是一份伪契，若综合其他文书可以推测，该份伪契可能是在宣德年间谢能静与李务本后代诉讼时所伪造的。此一研究提出了伪契辨别的问题，涉及明代社会经济史上一系列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安徽师大所藏徽州文书的重要价值。

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经历了数度大规模的发现，但类似于此、先前“藏于深闺人未知”的珍稀文书尚有不少，直到近年来才陆续受到学界的发掘与利用。日本熊本大学文学部的伊藤正彦教授虽然因故未能到会，但他提交了《从〈丈量保簿〉与〈归户亲供册〉看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之事产所有情况》的学术论文。该文主要根据中国珍藏的《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丈量保簿》和《万历九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归户亲供册》两份文书，细致整理了明代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鱼鳞册和归户亲供册的信息，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他认为，在明代的休宁县，鱼鳞册之刊印和定向销售，得到了官府的授权。他还发现，鱼鳞册与归户册之间存在着亩制、成书时间先后等差异，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两种册籍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功能。在会议上，黄忠鑫代为宣读、点评了此文，并就论文所涉的不同看法，在会前与伊藤正彦作了通信沟通、交流。黄忠鑫认为：从土地清丈（鱼鳞册编纂、获得更新的土地信息）到税额确定（归户册编纂、确定税亩），中间存在着时间差，这对于普通农户的土地交易、制定契约、推收税粮存在着什么样的影响，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另外，若能从空间角度讨论赋役册籍登载土地的分布情况，并在休宁县分都地图上予以可视化展示，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上述这些文书，基本上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屯溪古籍书店卖往全国公藏机构的徽州文书。近年来，随着中国学者田野调查的广泛开展，一些尚存民间的契约文书也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在这方面，有数篇论文利用到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例如，笔者通过对几份新见契约文书的解读，探讨了18世纪江南著名藏书家汪启淑的商业经营与社会生活，从中看到：乾隆时代的徽州盐商，纷纷在江南求田问舍，他们通过租售盐引，逐渐成了凭借根窝获利的有闲阶层。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艺术成就也引人瞩目。以收藏家、篆刻家著称的汪启淑，同时也是盐商、典当商和出版商，甚至也被后人视作自成一派的医家。这些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盛清时代徽商“贾而好儒”的性格特征及其在文化上的诸多建树，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迄今尚存的徽州文书中，土地契约占绝大多数，而有关商业方面的契约文书并不多见。但在汪启淑的相关文书中，不仅有涉及盐业经营的契约，还有一些与桑梓故里相关的土地契约、分家文书。据此，我们可以深入探讨盐商的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考察徽商由盛转衰的过程，故而弥足珍贵。

类似于汪启淑盐业经营这样的相关文书，近年来在皖南还有不少发现。例如，《光绪十七年胡上祥立遗嘱章程文》和《民国五年胡元龙立分关书》，是在祁门县贵溪村新发现的祁红创始人胡元龙的分家书。该两册分家书详细记录了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前期胡上祥、胡元龙父子两代半个多世纪的商业经营历程，是商业史和区域史研究的珍贵文献。以此为核心史料，安徽师范大学的康健博士，对祁红创始人胡元龙之商业经营及其困境，作了颇为细致的探讨。他指出：胡元龙父子商业经营的资本来源于借贷，属于小本起家者，其在商业经营中善于利用民间互助性质的会社组织进行融资，从而形成茶叶、瓷土、水碓、山林等多途并举的综合性产业结构，实现了规模化经营。但因时代局限及缺乏新的商业经营机制，其最终只能走向衰落，未能向现代化工业生产转型。胡氏父子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历程，全景式地展现了近代祁门茶商的商业经营和日常生活图景。

近年来新发现的徽州文书，除了与徽商活动相关的文书之外，还有不少是研究徽州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例如，在清代，棚民与徽州的社会经济、生态变迁关系密切。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冯尔康、叶显恩、杨国桢等前辈学者，都曾爬梳过徽州棚民的基本史料，并据此认为：棚民开发了山区，但也引起了地方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变迁。近数十年来，随着社会史、生态史研究的深入，棚民问题再度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不少学者都发表过相关论文，进一步探讨社会控制、地方应对机制、生态环境变迁等相关问题。不过，除了使用的资料有所扩充之外，所论述的问题及其基本结论，并无太大的变化。这当然是受制于资料的不足或类同，特别是在概述性的描述之外，缺乏具体而微的个案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安徽黄山学院刘芳正博士，以新发现的休宁周家源棚户家族文书为中心，对清代徽州棚民个案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棚民是清中期内迁徽州移民中的重要一支，在其迁徙徽州的过程中曾受到地方社会的抵制，乃至发生多起驱棚事件。尽管如此，还是有棚民在徽州生根，周家源文书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棚民家族的徽州生活史。王杨家族在休、歙比邻的中间夹缝地带，通过土地交易，获得周家源周边山地的合法土地权，进而获得合法居留权利。同时，王杨家族也借助宗族血缘纽带和婚姻网络，不断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繁衍生息，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岛’现象。”作为棚民，他们即便在徽州生息繁衍了数百年，却始终游离于徽州社会之外。此一研究，以全新的资料，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徽州棚民的研究。

三

除了新见的公藏机构收藏及田野调查所获文书之外，已经出版的一些文书史料，仍然有认真研读的必要。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的不少文书，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其中，胡廷卿收支账簿，虽然早已收录于《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14至18，包括光绪七、九、十一至三十四年间所立《收支总登》《进出流水》《进出总登》等收支账簿，光绪十一、十七、二十二、二十七、三十一年所立《春茶总登》《采售茶总登》等采售茶叶账簿，以及《光绪二十六年祁门胡氏祠会〈收支总登〉》，合计将近30册，直到近年，方才得到多位学者的重视，他们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而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中，就有安徽大学董乾坤博士所撰《晚清塾师的日常生活空间》[2]。作者通过对胡廷卿生活的各级空间地名之细致统计，探讨了五口通商后的区位格局以及经商传统，具体分析了影响生活空间的现实因素以及形塑生活空间的途径等。此文从空间分析的角度切入徽州账册之研究，可谓另辟蹊径。

针对现有的徽州文书，南开大学卞利教授结合其他地域的文书，探讨了明清土地买卖中的“找价”及其“找价”文书。他指出：“从明清时期田宅和土地等不动产买卖交易中‘找价’民间习惯法与国家制订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到最后国家法向民间习惯法的妥协与让步，明清两代统治者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尤其是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强化了自身的统治。”在对习见的土地契约之研究中，也有学者借助技术手段，希望以新的方法加以系统性分析。在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赵思渊博士，就利用该校《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歙县契约文书，通过检索、统计，对1650—1949年歙县田面权买卖契约形式之演变，作了长时段的分析。他认为：“契约形式反映了乡村土地市场中的权利观念，这种权利观念是基于一定的经济秩序与伦理形成的，这是迄今乡村地权结构研究中尚未充分予以重视的问题。”

除了对契约类型的研究之外，徽州文书中涉及的具体数字，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对此，刘道胜教授有所总结，他认为，费孝通先生有“文字下乡”的说法，但在徽州，除了“文字下乡”之外，还有“文字在乡、数字在乡”的问题。笔者也深有同感，在传统时代，徽州人由于产权交易的频繁、田税的推收过割以及商业利润的计算等，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与数字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徽州算盘”之说闻名遐迩，《算法统宗》一书在明清时代能风靡东亚，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合。数字问题在传统时代与一般民众关系密切，为平常日用所不可或缺，但对当代的学者而言，如何看懂、读透留存下来的相关文书，却显得相当吃力。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学有专精的学者悉心钻研，颇多斩获。例如，安徽博物院的汪庆元研究员，就利用馆藏优势，长期关注鱼鳞图册研究。他在此次会议上提交了《明清土地数字性质探微——以徽州府为中心》一文，细致辨析了鱼鳞图册登记的土地数字、清代的亩制与计量，指出：清代徽州鱼鳞册登记有土地的积步和税亩，积步为丈量所得，是土地的几何面积；税亩据“亩步则例”换算而来，是承担赋税的土地面积单位。徽州鱼鳞册记和地方志统计的土地数字，从微观的一个丘块、一个“图”的总数到一县的区划范围，其土地数字均为实际丈量所得。鱼鳞图册登记的具体土地数字，证明何炳棣先生“明清的土地数字为纳税单位”之论断具有片面性。同时，明清240步的标准亩制从未改变，而折亩是为了土地计税的需要，每亩大于或小于240步标准的计算方法，是各地为了符合朝廷赋税份额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将其称作“地方性亩制”并不确切。在明清土地赋役研究中，此前学界有关“实亩”与“税亩”的区分，在概念上并不准确。此外，黄山学院的马勇虎教授，对收藏于安徽省档案馆的《万铨布号盘簿》作了细致的辨析。这些，都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专门之学，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在此次会议中，还有一些论文涉及多种史料的互证。中国社会科学院阿风研究员，主要以明代徽州府祁门县王源谢氏家族在嘉靖年间编纂的《王源谢氏孟宗谱》为例，说明当时族谱采辑史料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在《〈王源谢氏孟宗谱〉的史源考察》[3]一文中指出：在有关区域社会的文本史料中，地方志与族谱是两种最重要的基础史料。民间编修的族谱作为一种私籍，大多奉行“书美不书恶”的准则，在采辑各种文本史料时，也缺乏明确的区分。不同族谱的史料价值良莠不齐，后人在使用时必须作史源学的考察，不能直接拿来就用，但也不能完全排斥族谱中的史料。一般说来，如果有文书印证，族谱的史料可信度就更高。之所以选择《王源谢氏孟宗谱》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相关的各类史料很多，可以相互印证，能较好地辨析该部族谱的学术价值。(www.xing528.com)

与族谱史源的考察相对应，刘道胜教授则分析了另一种基础史料。在《明清徽州的民间捐输：兼论方志“义行”的书写》一文中，他结合民间文书的个案分析，指出：自宋代迄至明代中叶的徽州方志，义行之书写非常简单。而从嘉靖之后，义行的书写越来越多，这与商业的发达、宗族之兴起皆有密切关系。徽州商人借由义行而登入志书，尽管由明至清日益多见，但在传统社会，商贾“可光竹帛”的空间仍属有限，只有身份与财富相结合，方能进入方志记载。

四

除了对徽州文书的专题探讨之外，此次会议还涉及中国史研究中较为广泛的议题。在各场讨论之后，唐力行教授应邀作了特别发言。他高度评价了会议的主题“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认为研究徽州文书的落脚点应当是中国的整体历史。在报告中，他还结合自己此前出版的《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谈了个人对中国历史长时段研究的一些认识。他特别强调社会史研究“眼光向下”的问题，希望与会的中青年学者能更多地利用独具特色的徽州文书，深入探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生活实态。

此外，安徽大学刘伯山教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陈瑞研究员，都结合个人的实际经验，分别就民间文书的价值及其利用作了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廖华生副教授，通过对族谱家法族规的统计、分析，探讨了徽州士绅与明代乡族自治的多元性。黄山学院冯剑辉教授对《中国家谱总目》徽州家谱条目的详细辨证，为学界更好地利用《中国家谱总目》研究徽州家谱，做了很好的基础性工作。安徽师大梁仁志副教授对清代民间公项经费存典生息的再探讨，深化了商业与公益的相关讨论。安徽大学张小坡副教授、复旦大学李甜博士则分别探讨了近现代的同乡组织和同业组织，这些，皆反映了近年来徽学研究关注更长时段历史变迁的动向。

现存的徽州文书虽以明清时代为主，但宋元时代也有不少遗存，而且，要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历史，必须上溯到宋元时期甚至更早。此次会议有两篇论文即将历史追溯至宋元时代，其中，香港浸会大学的郭锦洲博士在《宋明时期的祖先祭祀和地方社会》一文中，希望解释明朝中叶徽州的祠堂是建立在怎样的旧礼仪基础上演变而成。为此，他首先分析了自宋元迄至明代徽州人祖先观念的嬗变（即祖先与神明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明代里甲户籍制度与祖先观念的变化。他认为：因为编修谱系，决定谁是祖先时，要考虑的是王朝制度上的编户齐民和赋税制度。最后，他还谈到祖先与控产问题，指出：从神庙到祠堂的过程，也是反映徽州从神明社会转变到宗族社会的过程。徽州独特的宗族礼仪，是于明代中叶自神庙祭祀的传统中蜕变而来。关于宋元时代的区域社会，上海交通大学的章毅副教授，通过对元代史料《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史源之追溯，对汪王信仰作了颇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徽州著名的汪王信仰肇兴于北宋，汪王神最初是一个边陲豪强的形象，但在南宋朝廷的不断敕封下，经历了正统化的过程，其受敕封的规格也在不断提高，最终成为忠义武神。徽州最早的宗族建构，是宋代对汪王神的建构——南宋屡次敕封汪王神所自然形成的家族谱系，成了后代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与宋代徽州地方士大夫的崛起以及南宋徽州地缘政治之嬗变密切相关。及至元代，汪王信仰进一步呈现出“行祠化”的特征，一些汪王庙还与祭祀祖先的祠堂建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宗祠化”的倾向。此一趋势，反映了元代后期士大夫的宗法意识和理学观念的发展。该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对于我们反思流行成说，重新思考神明、宗族与谱系建构等一系列问题，颇多助益。

会议的最后一场专设了博士生论坛，共有四位年轻学子作了发言。其中，复旦大学的周炫宇，利用田野考察所获“胡景隆春牌号药店”的商业文书，对近代徽州国药业的经营文化加以探讨。而安徽师大的郭睿君、王玉坤、祝虻，则分别对中人、汪士铎和明清徽州宗族组织化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此，复旦大学邹怡副教授和黄山学院冯剑辉教授逐一评点了上述诸文。四篇论文虽初露锋芒，但从总体上看皆不尚空论，体现了徽学研究领域扎实的学风传统。

五

徽州文书是迄今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以其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而闻名于世，这是国内任何其他区域文书所无法比拟的。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经历了数度大规模的发现，迄今仍层出迭现。应当说，最近二十年，徽州文书对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如所周知，徽学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史，没有社会经济史就没有徽学。近年来，宗族研究、黄册研究、鱼鳞图册研究、徽州都图里甲制度研究等，都涉及明清社会经济史上最为核心的问题，徽州文书新史料的利用，大大推进了相关的研究。此外，迄今已硕果累累的徽商研究，在宏观描述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徽州文书之深度发掘仍然是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亦备受相关学者的重视，在这方面，也可望取得重要的突破。

最近二十余年，徽州文书之大批发现、整理和出版，极大地改变了明清史研究的史料环境。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的研究，理应对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做出更为独特的学术贡献。这也对利用徽州文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会的多位学者都指出，我们需要认真研读旧史料并利用层出迭现的契约文书讨论新问题。但如何在前辈学者丰硕的学术成果基础上，超越自我、超越以往的研究，仍然是极大的挑战。

笔者在大会的总结中指出：此次会议之所以冠名为“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首先考虑到的是徽州文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明清史研究中的珍稀文献，只有少数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而在21世纪的今天，徽州文书已成为研究者案头常见的资料，以徽州文书为中心从事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已蔚然成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徽州文书之发掘、整理和出版，出现了许多新的史料，这对于中国史研究是一个极大的资料宝库，而我们的研究却远远没有跟上。因此，有必要以此为中心予以特别的关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以徽州文书为基本史料的研究，绝非仅仅着眼于徽州地方史，而是为了透过徽州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社会，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的大历史。有鉴于此，我与会议的另一发起人刘道胜教授商议，将此次会议定名为“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

会议最后达成共识，今后将由国内各相关高校轮流举办专门的徽州文书研讨会。本次会议前后，经过多方商议、征询，决定将于2018年3月由安徽师范大学承办第二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性学术会议的召开，重现20世纪90年代徽州研究的盛况，定期交流学术信息，与学界同好相互切磋学问，以共同推进中国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1]此文在收入本文集时，改名为《〈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真伪考论——徽州文书辨伪之一》。

[2]此文在收入本文集时，改名为《晚清徽州塾师的日常生活空间——以胡廷卿账簿为核心的考察》。

[3]此文在收入本文集时，改名《谈谈〈王源谢氏孟宗谱〉的史料采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