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列齊家玉禮器的產生，刀、鏟器形出現較早，在齊家文化之前的馬家窰文化中已見長方形單孔或雙孔石刀，這是一種穿繩手握收割農作物的工具，至齊家文化，隨同其他禮器的出現，也有了禮儀上使用的玉刀。玉鏟亦從石鏟演變而來。但是璧與琮，在早於齊家的仰韶和馬家窰文化諸類型內未見蹤跡，卻在齊家文化大量湧現，其來源就值得探討，筆者以為應與良渚文化璧琮的向四周傅播有關。以下試輿良渚文化的同類器做一對比研究。
良渚是早於齊家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良渚的絕對年代約為距今5100～4200年，這方面已有較多考古地層關係和碳十四及熱釋光年代可資證明，齊家的年代晚於馬廠類型而早於二里頭的早商期，馬廠類型的年代為距今4590±149～4005±110年。齊家文化碳十四的測定如永靖大何莊的下層居住遺址F7木柱為距今4000±115年與3960±115年，樂都柳灣M266棺木4205±140年，M392棺木為3865±155年。[368]齊家文化的年代可以定為距今4200～3800年。
璧與琮均為良渚文化的特徵器物之一。璧最早產生於崧澤文化中，出現在距5500年前後，盛行於良渚的中晚期，約當距今4500年上下，齊家璧出現於距今4200年，盛行於4000年左右。齊家璧與良渚璧在製法與使用上基本相同，二者均為對鋸切片，然後切角研磨成圓，再在中心鑽孔。二者在使用要求上均有精粗之分，精製的器形規整，研磨光滑，主要用於禮儀，在墓內也單獨放置，粗製的在成形以後不再進一步加工，用於作隨葬品，在墓內成堆成批放置，而且放置的部位齊家與良渚亦相同，有的填於人骨下，有的鋪蓋於人骨上，在良渚文化如寺墩M3。有璧24件，分置頭前足後各10餘件，一部分壓在頭足之下，製作最精的2件放在胸腹之上。[369]福泉山M9，有璧4件，2件壓於右肢骨下，1件置於右肢骨上，另1件墊於骨下。[370]反山M20有璧45件，雖然人骨已朽蝕不清，但從跡象分析，亦分別置於人骨上下。[371]在齊家文化出璧最多的皇娘娘台墓地，一座出璧83件的墓葬雖然報告未見描述和圖表，而已列圖的數例如M32有璧6件，1件置於頭骨右側下，5件位於腰部左側下，M52璧22件，有半數位於人骨下。對於用璧的含義，齊家與良渚基本相同。二者的不同點僅在製作的個別方面，如良渚的鑽孔使用相向對鑽，而齊家的全用單向直鑽；良渚的器面上常見弧線凹痕，齊家的多為平行直線的磨痕；良渚精製的器表均經拋光，光亮如鏡，齊家的似未經拋光。
琮是一種非常獨特的造型，內圓外方，上下有“射”，在良渚文化最早見於早期的張陵山上層墓葬見1件琮形鐲，年代距今約5000年，到良渚的中晚期約4500年時，就進入盛行期，幾乎凡良渚的高臺墓地都見琮，多的如江蘇寺墩N3達23件。齊家的見於距今4000年前後。齊家與良渚琮除前者素面無紋，後者有神像紋以外，器型一致，製法亦相同，射部均用切角方法大體成圓角方形，中間大孔矮琮在鑽透後，均將孔璧研磨光滑，長琮在孔壁中可見從兩端相向對鑽，中間折斷的台階。使用要求上同樣有粗精之分。只有在墓內的位置，因齊家琮的出土情況尚未發表，無法比較。古代琮的演變規律，良渚時期是由粗眉大眼闊嘴獠牙的神像紋琮，演變為上節神臉下節獸面紋琮，再度變為簡化的單一的神臉紋琮，紋飾是由繁到簡，到商代的婦好墓中，就出現了素面的無紋琮。齊家琮在琮的發展演變中，正處於後期的形式，與所處年代相合。(https://www.xing528.com)
因此齊家的璧與琮，在本地未見產生與演變的規跡，器形與用途又與良渚如此相似，年代又晚於良渚，所以很自然地聯想齊家璧與琮是受良渚影響的產物。再說良渚文化與西、北地區的文化交流，於齊家文化已不是孤例：在良渚文化分佈區之北的大汶口文化中見良渚的璧、琮等大批器物，往西在稍晚於大汶口中晚期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晚期墓葬中，見璧琮和良渚的另一典型器三角形斜柄石刀，在年代晚於客省莊二期，又早於二裡頭早商的陝西延安蘆山峁採集的一批玉器中，除了璧、琮之外，亦見1件良渚的角尺形石犁。特別是齊家文化中尚有受良渚文化影響的陶鬶，以及馬廠和齊家文化墓葬中常見的海貝，已被確認產於東南海區，可見齊家與良渚雖然相距二千餘裡，經過輾轉傅播早已有了交流。壁琮的出現來源於良渚文化的影響，應該說是有一定的論據。
（本文原载于《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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