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喇家遗址是近年来连续开展工作的重要考古发现，在遗址上由突然灾害所造成的遗迹原状被保存下来，这对齐家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提供了探讨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资料。虽然可进行音乐声学测量的玉石器数量稍微少了一些，但所选器物均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和地点，科学性较高，可以很好地达到课题研究的要求。
2.两件成组，这是喇家遗址出土玉石器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同一处遗迹中出土两件成组的玉璧、玉环、玉管，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M12出土2件璧、2件管。M17出土2件璧、2件环、2件管。F4出土2件璧，旁边各放一件块状玉料，推测应该是待加工的坯料，另外在一件陶器中还放置有1件璧。
3.测试结果反映出，两件成组的玉石器具有明显的音乐声学性能，说明喇家遗址的居民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音乐文化观念，也有绝对音高概念和音程概念。M12出土的2件玉管，音名分别为a3和b3，可以构成大二度音程关系。同墓葬出土的2件玉璧，有明显加工痕迹，音名分别为#a3和#c4，可以构成小三度音程关系。M17出土的2件玉璧，音名分别为#d4和g4，可以构成减四度音程关系。F4出土的2件玉璧，音名分别为#g4和#d5，可以构成纯五度音程关系。这些音程关系均为比较规范的自然音程，似可以进一步说明玉石器的音乐性能比较好。无论是从工艺技术还是从调音技术分析，都表明距今约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已出现律管和可以作为律器或乐器的两件制的成组玉石器。
4.玉璧的表面遗留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可能是起到调音作用。例如，M2：1号玉璧在侧面切去对称的“八”字形的部分，而在璧的肉面上没有磨出的对称斜面，这可以看作是对调音加工部位的实验。在我们已考察的玉石璧中，这是首次发现切割侧面的痕迹。从调音原理分析，这种加工方式也可以减少肉面面积从而提升音高，但却无法解决降低音高的问题。
5.许多玉璧表面呈倾斜状，即一侧厚，向另一侧渐薄。这有一种可能是加工过程所造成的，属于工艺技术的问题，与良渚文化时期大小厚薄非常规整的玉璧加工工艺明显不同，似乎显得较落后。但另一种可能是，利用加工时出现的厚薄不均，用于调整音高；同时，比较薄的部位，也可能是敲击部位。例如，青海省博物馆收藏QB1404号玉环，我们认为可归为璧环类，这件器物的材质较好，器身有两处明显的磨痕：一处在正面，顺着器表面边缘的圆弧磨出斜面；另一处在反面磨出斜面，宽度几乎等于肉宽，在这个斜面上还有凹窝，似为敲击造成的小坑。这或许可以说明，较薄的部位不仅是调音部位，还可能是敲击部位。
6.部分玉石器的表面发现凹窝痕迹，近似敲击形成的小坑。例如，喇家遗址出土的F4：4号玉璧，为石英岩质，璧面倾斜，单面有斜面加工痕迹，斜面上有凹窝痕迹，近似敲击造成的小坑，可认定是人为造成。青海省博物馆所藏QB1404号玉环也有相同的特征，据观察可认定属同样性质，可能为敲击痕迹。与此类似，我们曾观察过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M41：1号石壁，此器形体较大，为大理石岩质，单面磨光略呈伏鼓状，有加工痕迹；另一面边缘有三处痕迹，其中一处凹窝明显，呈小坑状，似乎恰可承受圆槌体的敲击。(www.xing528.com)
7.喇家遗址发现的玉管，通过改变钻孔大小，可吹出不同音高，构成大二度音程关系。这与古文献中所谓西王母在昆仑山造律管的记载似乎有一定联系，时间、地点和器物都相互有所印证，也许并非出于偶然。当然，关于古代神话的史学考察，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8.喇家遗址发现的大石磬，音高在小字2组，可视为低音打击乐器。如果喇家遗址所出玉璧的音乐声学性能得到确认，音高主要在小字4组，为两件组合。这或许可以反映出《尚书》所记载的上古时期音乐中“击石拊石”和“戛击鸣球”的演奏形式。依郑玄注，“击石拊石”为大击和小击乐器“石磬”。依宋代陈浩注，“戛击鸣球”为刮击旋律乐器“玉磬（璧）”。如此，文献中记载的石质、玉质乐器，单音、旋律乐器，大击、小击、戛击三种演奏方法等，似乎可以由出土的大石磬和成组的玉石璧初步得以反映。金沙遗址出土的2件石磬，为六度音程关系；同时出土的石璧，形制特征与喇家遗址所出玉璧相似。三星堆遗址出土有成组石璧，已可排列出音阶。过去我们已经提出，这似乎可以印证《尚书》记载的以“石”和“球”作乐器，以及“大击”“小击”“戛击”等不同演奏方法的存在。
9.对同属于齐家文化的皇娘娘台和喇家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玉石璧进行比较，皇娘娘台遗址的玉石璧在形制特征、材质、音乐性能上与陕西东龙山遗址比较接近，直径多达到25厘米以上，主要为大理石岩质，音响效果较好。而喇家遗址出土的玉璧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石璧相同点较多，比如器形较小，圆形较规则，有斜面痕迹；材质都以蛇纹石为主；音区更加相近，主要在小字4组和5组等。
10.另外还需要提出讨论的问题是，以喇家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上游齐家文化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代表的长江上游古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之一曾经提出过关于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的古代文化交流圈的认识[328]。在此还可以列举一些文化现象，以反映出它们存在一定的联系。其一，喇家遗址的玉璧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同类器在形制及材质上多有相似之处。其二，喇家和金沙遗址都同时发现了石磬。石磬和玉石璧均为板状，具备敲击入乐的音乐性能，可对应文献中“击石拊石”的记载。其三，喇家遗址发现有9个柱洞的特殊建筑遗迹，在金沙遗址也发现布局基本相同的有9个圆形洞坑的遗迹，这种特殊建筑可能与祭祀礼仪有关。其四，上述两个文化区域，都有较多海贝、青铜泡，特别是铜铃的发现。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遗存虽然没有发现这类器物，但是在该遗址北区发现的辛店文化墓葬群中出土了青铜泡，资料目前尚未报道。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出土有“铜指环、铜泡”等；稍后的卡约文化中，装饰品铜泡和铜铃的数量更多[329]。其中，许多铜铃是无舌铃，从外部撞击发音，这类铜铃具有良好的音乐声学特性，即撞击发出的音响较清亮，可以挂在头发上、身上、脚或手腕上，甩臂顿足，均可造成有节奏的音响效果，应该是乐舞用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上有祭祀乐舞图，图像中的人像耳垂挂铃；二号坑出土有两组铜铃，还有其他形制的零散铜铃约40余件。金沙遗址出土了上百件小铜铃，其中也有许多是无舌铃。两地域出土的铜铃，不仅可以作为服饰或装饰品使用，更为重要的，它们可能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其音响和节奏等被用在乐舞中可创造出“神圣之音”，与神沟通。这些应当都是在祭礼仪式中使用的器物。铜铃有舌和无舌的音响性能，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发现和不断发展的。数量较多的铜铃和玉石璧都具有良好的音响性能，两类器物在音乐声学上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趣问题。其五，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之际，齐家文化与三星堆和金沙文化在祭祀乐舞方面，似乎也显示出某些相似点。以上诸种文化现象，对揭示当时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先民的精神文化信仰，以及探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上游地区礼乐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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