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器起源之考察及发现的文物

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铜器年代可早到仰韶时代。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一黄铜片，为该遗址的第一期遗存，属于半坡类型。甘肃东乡林家遗存中发现1件青铜刀（F20：18），为马家窑文化晚期遗存。

表四　仰韶、龙山时代早期铜器统计表

①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续表四

①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②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③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载《考古》1986年第4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⑤中国冶金史编写组：《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铜器鉴定报告》，载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县三里河》附录五，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⑥滕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载《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⑦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省文物研究所：《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载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51-206页。
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⑨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⑩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3期。

续表四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裹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载《考古》1984年第12期。
②严志斌：《裹汾陶寺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

龙山时代铜器发现数量有所增加，分布范围也几乎遍布整个黄河流域。在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马厂类型、齐家文化A组铜器，年代上都属龙山时代，出土的主要早期铜器器形有刀、锥、凿、斧和少量的耳环。黄河中游地区，河南中西部的王湾三期遗存中也出土了几件铜器，以铜片为主，某些可辨别出为铜刀的残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墓葬中出土了1件铜铃、1件铜齿轮形器。黄河下游山东半岛龙山文化出土铜器有铜片和铜锥两种，其中3件经鉴定为黄铜。陶寺遗址出土两件铜器的墓葬年代都属于龙山时代的末期，与齐家文化的A组铜器年代大体相当。铜铃（M326）出土于一座小型墓中，随葬品很少。铜齿轮形器出土于一座中小型墓中，并与一玉瑗一起套在墓主小臂上，其形状与玉瑗很相似，应是仿玉瑗的形状铸制而成的装饰品。龙山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一、二期与陶寺类型都发现少量墓中随葬有铜器，而且随葬铜器的墓葬与其他墓葬相比在墓葬规模和随葬物品数量上都相差无几，甚至陶寺遗址出土铜铃的墓葬规模要小于同遗址的其他墓葬。可见，在龙山时代铜器开始用于随葬，而且仅作为普通的器物，并不具有财富或地位的象征意义。

夏纪年时期，铜器的分布更加广阔。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天山北路墓地，河套地区的朱开沟三、四期遗存，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都发现了很多早期铜器。这一时期早期铜器表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根据各地铜器的特点可以将早期铜器的分布地域划分为三个区：西北地区、中原—海岱地区（以下简称中原地区）、北方地区。

西北地区主要就是指黄河上游河湟地区、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东部哈密地区。这一地区是我国早期铜器出土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墓地都出土大量早期铜器。这一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以装饰品和工具为主要特征，装饰品尤为发达，有指环、耳环、手锡、联珠形饰、扣饰、泡饰等器形，工具种类多样，有环首刀、空首斧、镕、锥、钻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镜、有銮链，这些铜器都是西北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铜器的重要器形。西北地区进入夏纪年时期铜器用于随葬更加普遍，天山北路墓地700多座墓葬中出土1000多件铜器，火烧沟墓地共清理312座墓葬，其中106座随葬有铜器。但由于资料发表不详，铜器墓与其他墓葬之间是否有等级的差别目前还无法判定，但四坝文化出土的四羊首权杖头预示着这一时期某些铜器已经开始成为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原地区主要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中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最多，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遗址中出土的多为工具和小型武器（嫉），墓葬中出土铜器以铜容器、大型兵器（戈、钺）、铜铃、铜牌饰为主。其工具和小型武器的形制与西北地区的铜器形制差别很大，西北地区工具多带有柄、耳或銮，中原地区的工具则不带，两者安柄的方式与使用方法都应有很大差别。中原地区目前仅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有铜器。二里头文化二期发现3座随葬铜器的墓葬规模在（2～2.5米）×（0.6～1.2米）左右，属于中型墓，较周围未随葬铜器的墓葬规模略大，随葬品也较之更丰富，多伴出大量的玉钺、管状饰、柄形饰等玉器，而且这3座墓葬中都随葬有铜铃。铜铃可能象征着特殊的身份，夏纪年时期这一身份的墓主人较龙山时代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都有别于周围普通的墓葬。二里头文化三期，铜器随葬更加普遍，均出土于中型墓葬，铜爵、戈、钺、圆盘形器开始出现并用于随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时期铜礼器和兵器都用于随葬，说明铜器已经开始成为地位与权利的象征。

北方地区主要是指长城沿线的河套地区和燕山南北地区，这一地区发现的铜器既有西北地区常见的装饰品和有銮铣、权杖头，还有中原地区流行的柱挺铣、刀、凿、戈等。几乎所有的铜器都能从其他两地区找到同形器。考虑到这一地区龙山时代早期铜器就发现很少，我们推测北方地区的早期铜器应该是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铜器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从铜器的社会功能看，龙山时代之前铜器多是作为实用具使用，到龙山时代末期开始作为一种普通的实用工具用于随葬，夏纪年时期铜器开始成为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中原地区至少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铜器已经具有了身份象征的意义，到二里头文化三期铜器作为礼器用于随葬的礼制已经基本形成。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铜器至少在仰韶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龙山时代缓慢发展，黄河流域大体都已认识和开始使用铜器，器形以刀、锥等小型工具为主，形制接近，基本都为锻造而成的简单工具，这是整个黄河流域铜器统一的特征^[40]。到龙山时代末期，中国西北地区开始与中原走上了不同的铜器发展道路，西北地区小型装饰品开始流行，工具（如刀、斧）的制法、形制也开始发生变化。夏纪年时期，西北地区的铜器逐渐形成了以工具和装饰品为主的组合，中原地区则开始仿制本地的陶铃、陶容器、玉器发展出以大型的铜容器和兵器为主要特色的铜器传统。到夏纪年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中原和西北两个冶金中心并开始向外传播，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相遇并促成了一个新冶金区的诞生。

齐家文化正处在中原与非中原文化传统的交界地，从铜器特征上我们可以看到齐家文化正在逐步脱离中原铜器的传统。夏纪年之前，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铜器特征基本一致，都以简单工具为主，齐家文化A组铜器这一时期仍可见到中原铜器的明显特征，秦魏家出土的铜斧（H72：1）近顶端有一凸棱，略残，其作用应类似于中原地区戈的“阑’”便于固定柄部（图二：12）。进入夏纪年时期以后齐家文化逐渐脱离了中原文化传统而与其西部的四坝文化、天山北路墓地关系更加密切起来，斧由中原传统形制变成了空首斧（图二：27、28），并出现了大量环首刀、指环、铜泡、牌饰、扣饰、联珠形饰、嫌形刀、耳环、有銮嫉等非中原传统铜器。

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早期铜器进入夏纪年时期除了铜器组合上的不同之外，在铜器的分布上也有很大不同。西北地区铜器分布广泛却又各具特点，即使同一文化内部各遗址之间铜器的发达程度、冶铸技术上差别也很大，如东灰山遗址无论铜器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与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铜器都有很大差距。在铜器的冶铸技术方面，四坝文化内部也同样存在很大差别，同样的特形采用的材质多样，制造方法多样，并不能根据铜器的用途选择最合适的合金配比和制作方法^[41]。而中原地区铜器大多集中在二里头遗址，其他遗址不见有二里头遗址的铜容器和大型兵器，仅在居址中发现少量的工具和装饰品。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两地社会组织的不同，王明珂在其著作中指出，游牧经济要求有特别的社会组织原则，就是“分裂与平等自主”，一个社会群体随时会因环境资源的改变分裂成更小的群体，社会内部实行平等自主的原则，“决策权散在每一个牧团中，甚至在每一个游牧家庭中”^[42]。这个原则使得这种社会往往呈现出一种离散的状态，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开始了其游牧化进程，其铜器分布特点正好反映出此时西北地区社会组织的分裂性。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早期国家逐渐形成^[43]对青铜器的生产和分配都有严格的控制，二里头遗址是中原地区的政权中心，青铜资源都要经过二里头这样高级别的遗址进行生产和再分配，所以中原的铜器集中分布在二里头遗址和东下冯遗址这样的一、二级政权中心。

因此我们推测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夏纪年时期很可能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两地社会组织的不同，进而导致了两地铜器发展的分野。西北地区社会组织离散，讲究“以金饰身”，所以流行装饰品和小型工具；中原地区社会组织集中，等级制度严格，讲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以大型的容器和兵器为自己特色。

（本文原载于《西部考古》第3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有删减）

【注释】

[1]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下），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2]Phillip Kohl，“Central Asia Paleolithic Beginnings to The Iron Age”，Paris，1984.

[3]E.F.Schmidt，“TepeHissar－noelithische und kupferzeitlicheSiedlung in Nordostiran”，dargestellt von Paul Yule，1982.

[4]R.Chirshman，“Serie Archèologique TomeⅣFouilles De Sialk：Près De Kashan 1933，1934，1937”，Volume 1，LibrairieOrientaliste PaulGeuthner12，Rue Vavin（Ⅳ），1938.

[5]这里的早期铜器主要参见E.N Chernyky，Ancient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Translated by SarahWri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6]〔俄〕切尔内赫、库兹明内赫著：《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王博、李明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第26-41页。

[7]王国道：《西宁市沈那齐家文化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5年。

[8]引自王振：《从齐家文化铜器研究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发展》，载《西部考古》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

[9]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1]李京华：《河南龙山文化冶钢技术》，载《有色金属》1983年第3期。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载《文物》1985年第12期。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杨杰：《略论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杨东晨：《从我国史前的铜器龛文明的开端》，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李先登：《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载《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郑德坤：《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原文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6卷，译文载《文博》1987年第2期。华泉：《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载《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膝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载《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钥器》，载《考古》1993年第12期。Noel Barnard，“Thought：on the emergence ofmetallurgy in Pre—shang and Early shang China，and a technical appraisal of relevant bronze artifacts of the time”，Bullet in oftheMetalsMuseum，1993，Vol.19，pp.3-48.

[12]张学正、孙淑云、韩汝粉：《甘肃出土的早期铜器》，第一届国际冶金史会，北京，1981年。

[13]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载《考古》1977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4]李水城等：《酒泉县丰乐乡照壁滩遗址和高首落地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样品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李水城提供。

[15]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载《考古》1977年第4期。

[16]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载《考古》1977年第4期。

[17]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8]张学政等：《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对年代》，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19]许永杰：《民乐县东灰山火烧沟四文化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文物出版社，1989年。样品由许水杰、张陇提供。

[20]李水城等：《酒泉县丰乐干骨崖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样品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李水城提供。

[21]样品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李水城提供。

[22]R.F.Tylecote，AHistory ofMetallurgy，Published by TheMetals Soeiety，1979.

[23]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4]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1年。

[25]R.F.Tylecote，AHistory ofMetallurgy，Published by TheMetals Soeiety，1979.

[26]李京华：《河南龙山文化冶钢技术》，载《有色金属》1983年第3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载《考古》1984年第12期。

[28]李京华：《河南龙山文化冶钢技术》，载《有色金属》1983年第3期。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载《文物》1985年第12期。

[29]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载《文物》1985年第12期。

[30]H.H.Coghlan，Noteson theprehistoricmetallurgy ofcopperand bronze in the old world，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GreatBritain and Ireland，1972.

[31]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32]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文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33]本文的“早期铜器”指商代以前发现的铜器。

[34]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5]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36]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37]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下文分期多引用此文，不再注。

[38]李水城等：《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潜伟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3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2005年。

[40]梁宏刚、孙淑云：《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载《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41]孙淑云、韩汝芬：《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作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第7期。

[4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2005年。

[43]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谈起》，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1卷，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