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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早期铜器发展的个案研究与优化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境外与中国最近的早期铜器发展的考古发现,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有里海东部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序列,伊朗东北部的希萨尔序列和它西南位于伊朗高原的锡亚尔克序列(图一)。纳马兹加Ⅳ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一中亚地区各文化早期铜器分期对照表从以上金属器发展序列的分析可以看出,纳马兹加和锡亚尔克均以尖头器为主,柄部与刃部没有分界,这种特点是从当地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应当是本地传统。

中国境外早期铜器发展的个案研究与优化

在中国境外与中国最近的早期铜器发展的考古发现,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有里海东部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Namazga)文化序列,伊朗东北部的希萨尔(Hissar)序列和它西南位于伊朗高原的锡亚尔克(Sialk)序列(图一)。

1.纳马兹加文化序列

这个序列是以纳马兹加遗址为主建立的,这个遗址是中亚马尔吉亚纳-巴克特里亚复合体(Margiana-Bactria)中最重要的遗址,基本代表了中亚地区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末期安德罗诺沃联合体(Andronovo Complex)南下前的整个年代序列。1952年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将纳马兹加序列分为Ⅰ~Ⅵ期(纳马兹加Ⅰ~Ⅵ),前三期为铜石并用时代,后三期分别为青铜时代的早、中和晚期,青铜时代开始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2]我们所涉及的序列包括了前五期(图二)。

图一 早期金属主要出土地点分布示意

图二 纳马兹加序列的铜器

比纳马兹加年代更早是安诺遗址(Anau),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中亚地区就有少量的小件铜器,均为锻造。形制像是一个铜片卷成铜珠的半成品(图二:51)。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的纳马兹加Ⅰ期,分为早晚两小段,铜器有针、别针和可能作为工具使用的厚重的铜片以及用铜片锻打成的凿形器物(图二:45~50)。从种类看,分工具和装饰品;从制造技术看,主要为锻打;从器物种类看,主要以尖头的器物为主,如针、凿形器以及别针。这时铜器数量很少,处于萌芽期。

纳马兹加Ⅱ期的铜器数量明显增多,仍然以尖头器为主,有很多尖头的双刃刀、锥和别针(图二:17~33),边刃器也有一定的增多,如镰和斧(图二:34、35)。这把斧明显是仿造石斧,还有金属丝围成的环饰(图二:40)以及铜镜(图二:43)。这时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只有内外范铸造才能制成的有銎斧,銎孔在斧身中部(图二:44)。

纳马兹加Ⅳ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装饰品中以双螺旋环别针为主(图二:7~13),也有环饰(图二:14、15)。工具很少见,也许是发现的局限性。武器中出现了柄部很明显的短匕首(图二:16)。

到了纳马兹加Ⅴ期,匕首已经演变为标准的短剑(图二:5),武器还包括有銎斧。原有的饰品基本不见,出现一种风格非常统一的金属印章(图二:1~3)。这一期的风格与Ⅳ期完全不同。

纳马兹加序列中的第一期与第二期有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经过,以尖头形器为主要传统。第Ⅳ期与早期没有明显的联系,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双螺旋别针,应该是来自外来文化因素。第Ⅴ期与第Ⅳ期也没有明显承袭关系,大量印章的出现说明是来自与第Ⅳ期完全不同的文化影响。

2.希萨尔序列

希萨尔遗址位于伊朗东北部,1931—1932年间由德国学者施密特主持发掘,1938年发表了该遗址的发掘报告,但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这本报告。1982年,施密特对这个遗址再次进行研究,并发表了《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希萨尔遗址北部聚落研究》一文。[3]我们是通过这篇文章对这个遗址进行研究的。遗址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图三)。

图三 希萨尔遗址的铜器(www.xing528.com)

第一期没有像纳马兹加序列那么多的尖头形器,只有几件形制非常固定的器物,有锛(图三:3)、凿(图三:4)、短剑(图三:6)和菌首别针(图三:23、24)。第二期出现单刃刀(图三:1)、无柄有柱脊的短剑(图三:5),装饰品中有双螺旋别针和环饰(图三:21、22、27)。根据双螺旋别针可知,年代与纳马兹加序列第四期大体同时。第三期新出现大量武器和容器。尖头形器很不发达,只有针(图三:2)。武器有短剑(图三:7~9)、矛(图三:10、11)和管銎斧(图三:12~14)。装饰品中包括顶部有立兽装饰的别针(图三:15~20)、环饰构成的手镯(图三:25、26)和有柄镜(图三:34、35)。容器中有碗盆类、杯和单把罐和高领罐与瓶(图三:37~43)。

希萨尔序列从一开始就不见萌芽状态,也没有尖头形器的传统。刀不是这一地区常见的双刃尖头的形制而是单刃刀,第二期到第四期的短剑也各不相同。这三期没有明显的自身传统,这个系列应该是受到较多的外来文化影响。希萨尔系列中工具很少,但是有大量的武器,这说明该文化社会具有很强的武装性。强烈的外来文化影响与武装性的共存暗示了外来的征服与当地反抗。

3.锡亚尔克序列

锡亚尔克遗址是在1933—1937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吉尔什曼发掘的,在1938年发表了《卡尚地区锡亚尔克遗址发掘报告》。[4]这个遗址由两个土丘构成,可以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第二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第三期与希萨尔第一期同时,第四期与希萨尔第二期同时,第五期为铁器时代遗存。

第一期的金属器以尖头器为主,有双刃尖头刀、锥、针和别针(图四:14~19),尖头器以外的器物只有环饰(图四:20、21)。第二期出现了边刃器的工具,有斧和凿(图四:7~9),装饰品中出现珠子(图四:10),还有较多的金属容器(图四:11~13)。第三期铜器与第二期相似(图四:1~3),只是新出现了内凹的铜镜(图四:4)。

图四 锡亚尔克遗址的铜器

锡亚尔克遗址的金属器从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第三期变化不大,有很强的传统因素,以尖头器为主,后期出现实用的边刃工具,如管銎很短的镐,说明这个遗址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小,只是第三期的金属容器可能是来自两河流域的影响。

根据以上三个遗址的研究,可以将中亚地区的早期铜器时代分为四期,它们的相对年代如下(见表一)。

表一 中亚地区各文化早期铜器分期对照表

从以上金属器发展序列的分析可以看出,纳马兹加和锡亚尔克均以尖头器为主,柄部与刃部没有分界,这种特点是从当地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应当是本地传统。之后逐渐发展到边刃器的工具。进入青铜时代之后工具不再成为金属器的主要器类,武器和装饰品明显增多,器物的柄部与刃部出现了明显的分界,使得器形更加规整,例如纳马兹加第四期的短剑。希萨尔遗址的铜器具有自身特点:这里在铜石并用时代就出现了柄部与刃部分界明显的短剑(图三:6),凿的形态也很规范(图三:4),别针的顶端形态清晰,而其他两个遗址的同类器的顶端形态非常模糊不清。这里在青铜时代早期就使用单刃刀,而不见更早形态的双刃刀。这些迹象表明,希萨尔遗址的金属器不是本地发展来的,而且从更加发达的地区传来的。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工具类的金属数量衰减,而武器与装饰品类的猛增,说明这个时代的金属器更多地从生产领域转入战争与表现身份的功能上了。

通过对中亚地区早期金属器发展的分析,我们明确了当地铜器的传统以及本地发展与外来影响在金属器器形方面的表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早期金属器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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