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在河套地区出现之前,河套腹地曾是永兴店文化的领地[229]。大约在永兴店文化演变为大口文化之初,即龙山晚期,大口文化有南迁至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及陕北北部的迹象,河套腹地大口文化的基本缺失[230]以及陕北北部大口文化代替杏花村文化的现象便是这一结论的注脚。大口文化南迁之后,河套腹地至阴山南麓以至西部的贺兰山两侧可能成为齐家文化北上和东进过程中新占据的殖民区域。齐家文化与大口文化南北相邻而居,在河套东南部及陕北北端形成了交错地带并进行着文化交流,这是西部早期羌系文化与北方土著文化之间的直接接触与聚合,是北方文化传播带的重要环节。其实早在齐家文化居民直接殖民于河套地区之前,其文化因素早已存在于北方地区各文化之中,表现出西部文化对北方地区较强的渗透力。
齐家文化的北上、东进绝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在此之前西部文化有着复杂而漫长的东进历程,而其东进汇聚的核心地区便是河套地区,即阴山以南至陕北北部地区。下面简要叙述一下该东进历程在各时期的大概状况,限于篇幅和本文的主题,我们将另文进行具体分析。
早在仰韶晚期及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甘青宁地区彩陶发达的文化就曾大规模向北方地区迁徙,形成了基本不含尖底瓶而彩陶发达的庙子沟文化[231](包括阿善二期文化[232]),并与陕北北部以尖底瓶为水器、步调滞后的土著文化(如靖边五庄果梁仰韶晚期遗存⑤)交流形成了一种过渡性遗存含有较多尖底瓶且彩陶较为发达的海生不浪类型[233]。随后,内蒙古地区的庙子沟文化演变为基本不含尖底瓶的阿善三期文化[234](即阿善文化),而海生不浪类型则演变为朱开沟Ⅷ区[235]和小沙湾[236]那种含有较多尖底瓶的遗存,丰富了北方地区的文化内涵。
龙山时期,阿善三期文化和小沙湾类型在晋中及陕北新兴的侧装双扳手斝式鬲的刺激下产生了以正装双扳手鬲为代表的永兴店文化[237],并占据了整个河套地区,这一支来自西部的“客家”文化遗存加强了与北方土著文化的融合深度,成为北方双扳手袋足鬲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或稍晚,另一支来自西部的文化在岱海地区演变为以矮体单把釜形斝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其羊角状的、足尖内勾的瘦体斝足(园子沟F2023:5)无疑与客省庄文化双庵类型(双庵ⅣH4:29)[238]、赵家来H2[239]和齐家文化桥村类型[240]的鬲足非常相似,而其器类组合和双耳器发达等因素也表现出与西部文化的密切联系,如双耳高领鼓肩罐(园子沟F3026:7、8)、双腹耳壶(T301③:1)、双耳罐(西白玉F11:5)、单耳罐(园子沟F1011:4)、双腹耳素面侈口罐(园子沟F3024:2)、敛口瓮(老虎山F26:3)、双腹耳矮领瓮(园子沟F2003:4)和双耳大口罐(大庙坡87F1:4)等。其中双耳罐和单耳罐更是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类,表明早在齐家文化移民到河套地区之前,其文化因素已经随着其他西部文化的东迁而传播到北方地带。
龙山末期至夏代,以朱开沟和白敖包墓地以及石峁遗址部分遗存为代表,显示齐家文化开始移民至河套,带来了较为典型的齐家文化遗存,占领了原来由永兴店文化和大口文化占据的河套西北部及陕北北端,而大口文化则整体向南迁徙至河套南部边缘及其以南,基本以陕北北部为核心区域。(www.xing528.com)
夏代晚期至早商时期,同样是来自西部的某一支文化与河套以南的大口文化碰撞融合,共同催生了以蛇纹鬲、高领罐形甗、扳钮罐、绳纹三足瓮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241],并在夏代晚期至商代占据了东至岱海、南至陕北北部的广袤区域。这支来自西部的文化为河套地区带来了西部发达的蛇纹、棱纹等附加堆纹、规整的细绳纹、褐陶和扳钮罐等核心因素,同时吸收北方大口文化高领袋足鬲的土著传统创造出具有高度融合色彩的高领袋足蛇纹鬲,并将大口文化的敛口甗改造为高领罐形甗,吸收和改造了大口文化的空三足瓮,创造出以蛇纹鬲、高领罐形甗、细绳纹三足瓮、扳钮罐、高领罐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是所有东渐至此的西部文化中与当地文化交融最为深刻的一支“混血型”文化遗存,其融合的广度和深度甚至不亚于永兴店文化对晋中双扳手袋足斝式鬲等土著因素的吸收融合程度。朱开沟文化形成之后,对商周时期西部文化如刘堡坪类型[242]、碾子坡文化[243]、刘家文化[244]高领袋足鬲的产生具有绝对的启发作用,可以说,朱开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投桃报李”的过程:即西部文化为河套地区带来了蛇纹、细绳纹、褐陶、扳钮罐等因素,而河套地区的大口文化为朱开沟文化和西部诸文化带去了北方发达的高领袋足鬲信息。
可以看出,整个仰韶晚期到夏商时期,诸多西部文化向河套地区的东进是这一区域内文化的主流动向。在这一历程中,东渐的西部文化不同程度地与北方的土著文化以及早期到达河套附近的其他西部文化后裔融合碰撞,孕育出了多种源自西部文化的“客家”文化,构成了“客家”文化群体。这些外来的文化群体始终占据着河套地区,这期间经历了仰韶晚期至西周早中期近3000年的漫长时期,使得河套地区甚至岱海、黄旗海一带长久地成为西部文化集团在东部前沿的殖民区域。河套以东的晋中、晋北地区则始终未成为西部文化的占领地,因为黄河及吕梁山成为二者之间的天然界线。
以上是齐家文化进驻河套地区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下,齐家文化的东进只是西部文化持续东进历程中的一个片段和个案。然而,以齐家文化为切入点认识河套地区“客家”文化群体与其西部文化策源地的密切关联,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认识河套地区多种令人茫然的文化现象,如河套及其邻近地区石城址的率先出现和绵延不断,文化更迭频率较高以至于难以在当地早期文化中探寻一些文化的直接源头,夏商周至东周时期北方袋足鬲文化与西部袋足鬲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可以不夸张地说,认识西部文化东进浪潮的重要性,是研究河套乃至北方地区仰韶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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