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内涵与性质界定

我们之所以将河套地区以朱开沟墓地一至四段、白敖包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包括石峁的部分遗存）归入齐家文化范畴，源自对其内涵的分析。

（一）这些遗存的陶器以齐家文化因素为绝对主体

朱开沟一至四段墓葬、白敖包墓地整体及石峁遗址的一部分采集陶器以灰陶为主，器类主要有双耳罐、单耳罐、大双耳罐、大三耳罐、（双耳或无耳）高领折肩罐、单耳碗、单耳杯、三耳三足杯、（单耳或无耳）鼓腹绳纹罐、高领小壶、单耳鬲、（双耳或无耳）大口尊、豆、敛口盆形盉、盆形斝以及极少量的花边口沿袋足鬲等（图一）。

以上这批陶器可以分为三群：

第一群以双耳罐、单耳罐、三耳罐、单把鬲及各种带耳或不带耳的罐类器物为绝对大宗（图一：1～4、6～13、16、19），并有极少量彩陶，这些特征与陇东、宁夏南部的师赵村与西山坪七期^[218]、店河墓地^[219]齐家文化遗存典型因素非常接近。

第二群以豆、尊（图一：5、17～18）为代表，是仰韶晚期以降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因素西渐的结果，并逐步成为北方诸文化和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一部分外来因素。

图一　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主要陶器器类

第三群以少量的盆形斝、敛口盆形盉和花边鬲为代表（图一：14、15、20），是河套地区大口文化的土著因素，表明齐家文化东进后与河套地区土著的大口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

这三群器物中，以第一群器类为大宗的器形特征和器类组合均显示出其文化内涵与齐家文化，特别是陇东、宁夏南部的齐家文化遗存相当，所以我们认为应将其归属齐家文化，而其他两群器类则是齐家文化来到河套地区后吸取的土著因素或提前已经存在于此的外来因素，灰陶比例的突出也应是受到大口文化影响的结果，但绝不见大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类三足瓮和敛口甗，显示出东进的齐家文化遗存对大口文化核心因素的排斥性。

（二）朱开沟、白敖包的墓葬绝大多数为齐家文化特征

众所周知，墓葬形制、葬式、随葬品、墓葬排列等因素往往是一个文化最为顽固的载体，最能反映文化的核心因素和稳定基因，甚至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一个文化的族属，是确认文化性质极为重要的组成领域。河套地区已经大规模发掘的朱开沟墓地一至四段和白敖包墓地，其墓葬特征即显示出强烈的齐家文化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多个层面：

（1）白敖包墓地有较大数量的偏洞室墓（图二：1、2），其比例将近所发掘墓葬的一半，与宁夏固原店河、甘肃临潭磨沟^[220]等齐家文化核心区流行的以偏洞室墓为主要形制的墓葬特征非常接近。

（2）朱开沟墓地一至四段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圆坑墓，这在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七期的墓葬中也非常流行。另外，圆坑墓也是甘青宁地区自马家窑文化以来非常流行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区域性文化因素，在宁夏海原菜园文化墓葬形制中也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所以，朱开沟墓地一至四段墓葬中的圆坑墓应该是随着齐家文化东进带来的西北核心文化区的典型因素。

（3）大型竖穴土圹墓往往有棺椁作为葬具，小型墓葬或无葬具，或在人骨之下铺垫石板（图二：3），这也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特征。

（4）朱开沟墓地一至四段墓葬中的竖穴土坑墓多有壁龛或地坑放置随葬品，有的壁龛还以石板封门（图二：4）。这些特征在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葬中非常普遍，应是来自齐家文化的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5）大型墓葬的被葬者有主次位置与葬式之分，墓主人往往是男性，仰身直肢，位置居中或有棺椁葬具，而陪葬者常侧身屈肢面向男性墓主（如朱开沟M3024等一批大型墓葬）。

（6）小型墓葬常见屈肢葬，而乱骨及残骨现象较为常见，这些特征也在西北地区仰韶晚期至齐家文化阶段的遗存中经常见到。

（7）偏洞室墓常见多人多次合葬现象，早葬者的骨骼常见被推挤的现象（图二：2），而在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中此类现象更为普遍。

（8）厚葬之风盛行，墓葬中大量随葬陶器以及猪、羊、牛下颌骨随葬甚至完整狗骨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墓葬（特别是小型墓葬）既无葬具和随葬器物，又无动物肢体，显示出较大的贫富分化现象。这样的反差同样常见于齐家文化的墓葬中。

（9）常见料珠串饰、指环、臂钏、项饰、耳环、海贝等装饰品，这是齐家文化墓葬的典型特征之一。

（10）朱开沟、白敖包墓地的墓葬均划分为不同的区，各区内行列分布有序，很少有打破关系，体现了极强的规划性，这种特征在甘肃临潭磨沟以及甘青宁地区其他众多齐家文化墓地中表现得更为强烈。

图二　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部分墓葬形制

（三）生业形态转变方式与齐家文化基本吻合

朱开沟遗址的动物考古资料显示，该遗址一至四段墓葬中随葬动物下颌骨的比例非常高，有些大型墓葬甚至不用陶器随葬而代之以大量家畜下颌骨，包括猪、牛、羊、狗等多个种类，其中羊和牛在家畜中的比例逐步上升，甚至逐步超过了猪的数量，显示出其生业形态由半农半牧、以农为主逐步向着以畜牧经济为主的生业形态转化的总趋势^[221]。这与陇东、宁夏南部地区齐家文化的现象相类似，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较为一致的生业形态转变模式。甘青地区的环境考古成果表明，距今4500年左右，甘、青地区的气候开始了逐步的干旱化历程^[222]。然而，这一逐步的干旱化历程在开始的三百多年里并没有达到摧毁人类原有文化模式的程度，加之植被对气候变化存在三百年左右的滞后期^[223]，以及人类文化对环境变化做出响应尚需要一段时间，这一环境变迁事件反而促进和刺激了齐家文化的社会结构调整并带来了文化的繁荣。距今4000年左右，甘青地区的气候进一步恶化，进一步的干旱化标志着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结束，干旱化的程度终于突破齐家文化原有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业形态所能承受的极限，进而导致了西北地区史前农业体系不可避免的解体和衰落^[224]。笔者以为，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出现，与这一环境变迁背景密切相关。可能正是由于气候干旱化导致了齐家文化的生业形态由以农业为主向半农半牧转化，使得齐家文化向着经历了同样气候变化的河套地区进发以图获取更多的土地和牧场资源。甘肃葫芦河领域的环境考古成果认为齐家文化的北界在这一气候干旱化过程中向南退缩的结论^[225]值得商榷，因为这一结论显然忽视了阿拉善左旗以及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存在事实。相反，距今4000年前后，随着甘青宁地区和河套地区的气候干旱化历程，齐家文化反而向北推进了数百公里并到达河套地区，这一现象表明文化在纬度上的进退并不一定与气候优劣状况成正比，即气候在一定范围内的干旱化不一定带来所有文化向低纬度地区退缩。笔者以为齐家文化北上河套地区，应该被解释为人类文化随着气候的变迁而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响应，如随着气候逐步干旱，齐家文化原有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业形态逐步向着半农半牧甚至以牧业为主的方式转变，以适应环境的变迁，进而可以向北推进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甘青宁地区和河套地区的齐家文化应该经历了大体相同的环境变迁、文化响应和人群迁徙历程。

（四）根据白敖包墓地的分期和断代结果，河套地区此类遗存的年代大体在龙山末期至整个夏纪年阶段^[226]

这一年代跨度与齐家文化存续年代的中晚期大体相当，而基本晚于客省庄文化。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五）客省庄文化从关中地区北上将不可避免地需要穿越永兴店文化和大口文化占领的陕北北部及河套南部

其穿越强大的文化障碍区而抵达大口文化以北的举动难以让人理解。相反，齐家文化从河套以西进驻陕北北部和河套地区则是比较顺利的，并且到达河套之后居于大口文化西北区域，并不需要穿越大口文化腹地，这样的东进路线是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的。另外，早在齐家文化东进之前，西北地区已经有多次文化东进浪潮（下文将会详述），这一传统可能为齐家文化东进提供了内部动力。

以上多层面的内涵均符合齐家文化的主体特征，特别是与陇东和宁夏地区的师赵七期^[227]、宁夏固原店河^[228]以及近来发掘的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等所代表的齐家文化遗存非常接近，所以河套地区以朱开沟墓地一至四段墓葬、白敖包墓地等为代表的遗存应属于齐家文化范畴，而超出了客省庄文化的所能涵盖的范畴，更与以正装双扳手鬲、三足瓮所代表的大口文化以及以蛇纹鬲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相去甚远。由此可见，龙山末期至夏纪年阶段出现在河套、陕北地区（甚至包括贺兰山西侧阿拉善左旗）的这些齐家文化遗存，应该主要是来自陇东及宁夏南部地区的齐家文化核心区，是齐家文化北上东进的结果。当然，由于外来的齐家文化在河套地区受到大口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地域特征，如包含少量盆形斝、敛口盉、花边鬲，且灰陶比例剧增，则显示出它与当地大口文化的共存与交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