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00年左右，南部两河流域地区就已经存在一个完整的城市文化体系。多种技术上的创新在此时同时显现：文字体系，宏伟的建筑及建筑艺术，以及以陶器为代表的大批量商品生产。发掘出的文献档案向我们证实了此时南部两河流域地区拥有完善且成体系的重量和长度单位、时间计量方法、数字和数学计算法。戈登·柴尔德（V.GordonChilde）正是根据上述条件，制定出区分早期城市和同时期村庄的十项标准：
（1）定居点的规模：在限定区域内集中了数量相当庞大的人口；
（3）向神或者代表神的国王缴纳少量的税；
（4）拥有真正意义上纪念性的宏伟建筑；
（6）文字系统；
（7）精确且有预见性的技术的出现；
（8）艺术表达；
（9）以进口本地稀缺资源为目的的对外贸易；(www.xing528.com)
（10）超越血缘关系的阶层联合。
尽管有人对这份划分城乡的标准提出质疑，但它确实涵盖了南部两河流域地区早期城市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的同期展现表明整个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城市的兴起过程中至关重要。
关于这些变化的典型代表是乌鲁克城，同时乌鲁克也是这些变化最早出现的地方。过分强调乌鲁克城的地位具有一定的绝对性，但是它是这一时期唯一一个被广泛和深度研究的城市。
乌鲁克城的许多方面显示出它在南部两河流域的特殊地位。它的面积大大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城市：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乌鲁克的面积估计有100公顷，而最大的北方城市仅有50公顷，南方的另一座城市乌尔仅占地10～15公顷。之后乌鲁克及其周边乡村地区都发起一场面向北方的扩展运动。乌鲁克城仍在持续地扩张，到公元前2800年时，该城为城墙所环绕的面积达到494公顷，而它还拥有城墙外的土地。与后期城市进行比较也许更能显示出乌鲁克城的庞大：雅典在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扩张之后仅占地250公顷，耶路撒冷在公元43年仅占地100公顷，罗马在哈德良时期作为庞大帝国的首都也仅仅是3000年前乌鲁克城的两倍大。
乌鲁克城不仅城市本身巨大，其中的神庙建筑也极其宏伟，装饰精美。乌鲁克城中的神庙供奉着天之神安努和爱与生育女神伊南娜，这些神庙建筑的复杂和宏伟程度绝不逊色于我们这个时代。在伊南娜神庙的遗址发掘出自然主义风格的精美雕刻，并首次发现泥板文书。马文·鲍威尔（Marvin Powell）曾推测文字最初是由乌鲁克城讲苏美尔语的人创造的，当然这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证实。
乌鲁克城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局限在南部两河流域地区，在公元前四千纪中期之后的500年里，乌鲁克文化传播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文字、大批量的陶器、滚筒印章和建筑艺术是乌鲁克文化的标志。
首先，乌鲁克文化东传至埃兰，影响了苏萨文化。随着苏萨在东部伊朗地区沙赫尔-希-朔赫泰（Shahr-i-sokhte）殖民地的建立，乌鲁克文化传播到更东边的区域；在北叙利亚，像哈布巴（Habuba）等地都极大地受到乌鲁克文化的影响。乌鲁克文化向西最远传播至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这种影响使埃及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所有权的标示由原来的个人标记图案被真正意义上的文字标记所替代，以及出现大型墓葬建筑。乌鲁克的文化扩张是强劲有力的，促进文化传播的因素目前尚无定论。远途贸易因素被普遍认为是其中之一，但其影响力往往被夸大，我们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文化扩张的促进作用与南部两河流域的优越中心地位有关，而这种驱动力的核心在乌鲁克城。
乌鲁克城的领导权同时包括本地事务，以及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事务。在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权力是令人吃惊的。可见在南部两河流域城市发展中，并不是单一原因促成了城市的发展，有更多的综合因素在起作用。
在两河流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生态条件即地理环境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南部两河流域，生态区域的多样化使不同区域拥有不同的农业发展潜质，这些区域彼此间的相互联系促成了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的焦点汇聚于城市。这些交接点使城市逐渐获得诸如经济、宗教、军事和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城市由此兴起。这种在南部业已存在的城市文化进而影响到北方的亚述地区，在相应的农业基础之上，贸易、军事、政治和宗教等非农业因素综合促进了北方城市的兴起。兴起于南部两河流域的城市文化，更是通过贸易等形式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在叙利亚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平原上，伴随着城市的纷纷出现，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亮更加广阔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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