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心地位的形成之探析

南部两河流域地区城市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区域环境基础之上的，并且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性的公共管理机构，但早期城市的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上文中我们只谈及早期城市的经济功能，或者只能说是经济上引发城市产生的特定方面，在视野上并不全面。通过分析早期城市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所体现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城市发展的过程。

根据米歇尔·曼宁（Michael Mann）的理论，社会分层是早期城市的一大特征，社会分层同样是社会权力的划分，同时不同权力也代表着城市的不同功能。社会权力的来源有四种：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通过这些权力来源，特定的人或团体掌握了社会上相应的权力。在早期城市的实际发展中，社会中的精英团体要比其他人更加接近这些权力来源。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从大众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早期城市发展变化的过程。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相互连接融为一体，在早期城市中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形成类似于网络的模式。下文将对四种权力来源分别描述，以求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每种权力来源的本质，以及城市相应中心地位的形成。

1.经济

上文已经提及城市精英阶层在经济上的权力，他们的角色主要是协调管理者，在不同的由专业化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之间起作用，这种管理权被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所控制。最早城市中这一经济管理职能由神庙担当，而祭司这个不符合当时时代状况的词成为这一团体的通称。祭司集团的成员掌握了文字书写技能，并把他们的交易事务记录在泥板上。他们在经济上的权力并不局限于本地事务，也包括远途贸易。

两河流域古代城市马瑞想象图

不过远途贸易在早期两河流域文明中的重要性并不像大多学者所估计的那样，对其下定论也为时过早。学者们普遍认为南部两河流域地区缺少除黏土和芦苇以外的几乎所有资源，因而远途贸易成为生产生活必需。通过远途贸易带来诸如石料、金属、木材等基本资源，以及诸如宝石一类的奢侈品。对此类资源的需求被认为是南部两河流域地区城市起源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它是完成剩余产品交换的必要条件。

不过这种理论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因为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缺少资源的两河流域其他地区没有像南方一样同时发展出城市。另外，南部两河流域的资源匮乏也被夸大了。木材和石材在南部两河流域是易于获取的资源，即便这些本地资源在质量上并非上乘，但基本生活所需的相应材料还可以用黏土、沥青和芦苇替代。尽管我们知道从公元前五千纪开始南部两河流域与周边地区确实存在贸易联系，但通过远途贸易获取资源并非必要。这一时期产于南部两河流域的陶器在波斯湾沿岸甚至阿拉伯地区被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公元前四千纪下半期，乌鲁克文化就已经通过贸易的形式传遍近东地区，但是这种贸易的经济意义依然需要探讨推敲。在沙特阿拉伯地区发现的产自乌鲁克的陶罐反映了两地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是并不能确定这种联系的频繁程度。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远途贸易最初由神庙所控制，商人集团从属于神庙。这种模式很可能导致事实上剩余的纺织产品等其他可供贸易的物资都被神庙所掌控，而神庙同时又是最早的公共管理机构。值得关注的是，远途贸易作为经济层面的一部分，而后被委托给私人承包，比其他最初由国家或神庙所控制的事务要更早地走向私有化。这种私有化也许是因为商人们需要更多的中立立场来自保，避免自身参与到权力斗争中而招致损害。因此，城市精英集团的经济权力来源包括远途贸易，但更多还是集中于本地事务，远途贸易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2.意识形态

在城市形成初期，雏形中的宗教起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尽管私人信奉的神和祖先崇拜一直贯穿于两河流域文明史，但城市中神庙的影响一直在扩大，祭司们充当着人间与众神的中介。

在乌鲁克发现的一个公元前四千纪晚期的石瓶上，雕刻有这样一幅图画：一排裸体的男人举着盛满物产的瓶罐奉献给一位女神，从女神背后的象征物我们可以断定，她是生育与繁殖女神伊南娜。在她前面站着城市的统治者，雕刻者把他的形体表现得比其他人都要大，并且身着礼仪性长袍，很明显他扮演着神与人之间的媒介这一角色。这种包含了统治者与神在内的祈求丰产的祭祀仪式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我们有理由断定，这种宗教性的思维形态是祭司集团从农业人口中榨取农产品的有效方式。

随着王权的增长，世俗权力更需要意识形态基础来作支撑，而这种支撑建立在早期宗教基础上。世俗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往往通过军事和宗教领导权的结合来实现，宗教权力最初来自祭司集团。不过在军事指挥官声称自身拥有宗教领导权之后，祭司的权力就被篡夺了。国王为了对抗其他城市国家而发动军事战争，这种战争被声称是为了保护本城神的荣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温马和拉旮什的冲突被拉旮什的历代君王描绘成是为了守护本邦神宁吉尔苏的权利。其中一位国王埃安那吞（Eanatum）把自己描绘成得到了宁吉尔苏神的支持，并从宁胡尔桑女神那里得到了力量：

伊南娜来到他的身旁，并赐名他为“埃阿-伊南娜-依布干卡卡-那图姆”，她把他放在宁胡尔桑女神的膝上。宁胡尔桑让他躺在自己胸上。宁吉尔苏为埃阿那图姆庆祝，通过宁吉尔苏（的指引），种子（精液）洒满了大地（子宫）。宁吉尔苏神用手掌测量了他：他有五臂尺又一拃高。愉悦的宁吉尔苏授予了他拉旮什的王权。

与此相似，“神与王的婚礼”仪式也包含着国王与女神之间的云雨之事，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土地的丰饶多产。国王通过这种神的授权和与神的特殊关系取得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王权和祭司间宗教权力的争夺过程可从发现于拉旮什的文献档案中略知一二，二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在公元前24世纪早期被彻底消除了。国王乌如卡吉那颁布法令，表面上将所有的土地交给城邦神，但实际上将所有神庙的土地归于自己的统摄之下。后代的国王们也通常将高级祭司的职位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通过得到神的授权而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因此可知，世俗权力中掌控意识形态的权力并不是从神庙的宗教权力中发散而来的。无论如何，神庙和宫廷都坐落在城市里，城市是意识形态权力争夺的中心，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中心。(www.xing528.com)

乌鲁克雪花石膏瓶

3.军事

一个创作于公元前四千纪的滚筒印章为军事战争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个印章的图案显示，在手持大棒的人的监督下，一些人在捆绑一群俘虏。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军事战争大量出现，此时的王室铭文和记功碑都在夸耀统治者对抗邻近城邦或是远征遥远国家的战争的功绩。在南部两河流域地区，随着两个竞争性城市间敌意的增长，统治者的军事权力也随之扩大。公元前四千纪晚期，祭司长可能拥有这种军事权力，但军事权力逐渐集中于城市的宫廷之中。当国王召集军队的时候，各地的领主有义务为其输送士兵。马瑞城的文献档案显示，有时城邦需要从半游牧部落中征兵，而对这些游牧部落军队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属于城市。如此看来，整个城市国家的军事权力都牢牢掌控在城市手中。

早期城市国家时代的军事权力多被用于对外事务，即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有关。军事权力是否被统治者用来对内控制乡村地区，历来说法不一。例如亚当斯认为军事上的高压可能在公元前四千纪中期迫使城乡之间发生转换，但是在早期历史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对内军事高压的直接证据。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的出现时间相对较晚，直到公元前24世纪，一支完全由国王支配的军队才由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建立。他声称每天要供养5400名战士，这很像是一个虚构的数字。萨尔贡的这些战士以及为后代王朝服务的军队，他们的主要征战多跨出自己城市国家的范围，远征其他地区。公元前21世纪，乌尔王设置了一套军事层级制度，用王室住房把战士划分为不同等级。但这些军人的主要任务似乎是确保下级行政官僚对国王的忠诚，而不是帮助国王压榨地方民众。只有在整个国家的边远外围区域，军人才充当为乌尔王征收赋税的角色。

尽管关于居民反对国王的活动在预言性的文学作品中有所涉及，但到目前为止有关动用军队镇压本地居民的行为未被证实。甚至在考古领域关于城市早期军队设施的发掘也颇为稀少，目前发现的两河流域最早的军事设施是一座公元前一千纪的亚述兵工厂。同时也没有发现官吏在征税过程中受到民众威胁或是暴力反抗的记载，因此两河流域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军队对内控制乡村的说法得不到证实。

另一方面，行政官吏可能需要依靠士兵来促进政令的实施。在公元前两千纪的文献记载中，拥有军事头衔的人有时会让别人感到惧怕，从一封来自乌尔的信中就可见一斑：

关于土地的事，你非法地剥夺了分配给辛阿布舒的土地并将土地给予依里依丁那姆。辛阿布舒来到了国王的身边，国王给了他一名战士。快！在国王的士兵到达之前，他们要你给予土地补偿，把土地还给他的所有者。急！

在城市国家日常内部事务的处理上，军事力量的作用也大致与文件中所提到的事情相似。

4.政治

政治的外延是广泛的，军事和意识形态也可以被涵盖在政治的范围之内。而此处我们所谈及的作为社会权力来源的政治，是脱离了军事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曼宁曾把军事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定义为“那些集权的、制度化的、一定范围内的管理规则”，与此相对的是“分散化、经常独立的、军事团体的权力”。如果将政治看作是国家的行为，同时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那么我们可以把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从中分离出来。

城市在其形成之初就要求拥有一套政治管理组织，这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行之有效的官僚制度是国王掌控政治的有效形式。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官僚规模不断扩张，并在公元前21世纪乌尔第三王朝时达到顶峰。在那个时代，即便是古代世界最多产的书写官，也仅仅记录了关于行政管理、经济事务和宫廷情况的微小部分。他们的记载需要遵循一套标准的模式模板，而且要用近乎消失的苏美尔语写成。

政治方面的权力是坚实地建立在城市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事实也是我们在考察城市起源时的重点所在。国家围绕城市而建，在城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两河流域早期历史上的城邦。

当我们回顾早期两河流域城市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上述四种权力的来源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上，城市是产品再分配的中心；思想意识形态上，城市是神庙和宫廷等重要公共机构的所在地；军事上，城市是国王组织军队的地点；政治上，城市吸收整合了整个国家的力量。城市在其周边地区中处于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表现出来。南部两河流域地区特定的生态条件催生了城市，同时城市文明的兴起也是一个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演化过程。在此之后，城市作为两河流域地区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未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中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