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探寻成功之道

关于城市起源的观点众多，其中有三种观点在学界颇具影响力。而每种观点都各自强调早期城市所具有的一种特定功能，即宗教性仪式、商业贸易和社会性变革，认为这种单一的城市功能是促进城市兴起的有利因素。

1.宗教性仪式中心与城市的出现

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这一论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世界上不同文明最初的城市里都可以发现宗教中心的遗迹，如玛雅文明、商文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此理论由浮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在19世纪中叶首次提出，后来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发展了这种理论。

惠特利认为宗教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社会生活，并直接促成城市的产生。他认为，当城市首次出现在特定区域时，此区域内就早已具备了一套复杂的宗教仪式体系。尽管这些仪式在后世实际上具有部分世俗性功能，但它仍然从属于宗教，是宗教内容的一部分。祭司阶层是首个从“整日为生存而奔波的劳动者”中脱离出来的团体，祭司阶层的出现也开启了随之而来的社会分层。此理论认为，只有当宗教仪式中心稳固地建立起来之后，祭司团体才得以充当经济上剩余产品再分配的角色，而军事首领等世俗性社会上层阶级的出现则是城市存在并发展了几个世纪以后的事。

尽管在两河流域地区最早的城市里存在一个宗教仪式中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得出宗教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的结论还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把神庙作为宗教的主要形式是一种带有现代观念的意识，并不完全适用于两河流域早期历史中的神庙。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神庙主要充当地方性经济管理者的角色，公元前2000年的泥板文书中出现的“商人”一词，就被解释为特指神庙中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祭司。如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认为，完全以宗教性来定义古代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祭司阶层是不准确的，祭司阶层聚集的神庙为城市中心，他们是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神庙除了有其宗教性的精神归属感以外，还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是商品贸易的市场，同时，宗教和贸易的双重需要产生了文字和书写记录工具。祭司阶层牢固掌握了物质世界的统治权，以神的名义控制公共土地。神庙具有显著的经济功能。事实上，没有一个城市文明可以离开周边农业支持来供养稠密的城市人口。城市所需的农产品的供给方式被某种权力从乡村中剥离出来，而宗教恰恰提供了这种权力，但是民众不会单纯地因为精神上的领导力量而汇聚于这些宗教仪式中心。

早期城市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有功能是确实存在并不容忽视的，但宗教力量并不足以成为推动城市出现的单一因素。

2.远途贸易促成城市的产生

第二种理论强调远途贸易在城市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此种理论的倡导者是城市理论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她以其独到的见解在美国赢得了一种近乎传奇的地位，并且她的观点在一些人类学、社会学书籍和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地引用。在她的代表作《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中，她攻击农业早于城市产生的“武断信条”，并以先有城市的出现，进而导致农业产生的理论取而代之，并且她认为城市起源于原始材料的远距离贸易。这种理论的实证基础是分别在黎凡特（Levant）和安那托利亚发掘出的耶利哥（Jericho）和加泰城（Catal Hüyük）遗址，它们是存在于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的有城墙的人类定居点。一些学者解释说这些定居点就是城市，但是之后有学者认为这些定居点也同样需要农业基础。

雅各布斯的假说认为存在一些形成于农业时代之前的城市，这些城市甚至比在黎凡特和安那托利亚发掘出的遗址还要早。她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城市——新黑曜石城，这个城市因黑曜石贸易而生，但并非处于原料产地。城中居民的食物来自与周围猎人们的物物交换，但主要还是依靠从游牧区域进口。因为生肉在运输过程中会变质，所以成群的活的动物被送到新黑曜石城，在城里人们挑选出强壮的动物再进行饲养。原始的粮食种子和坚果也进入城市人的视野，它们比蔬菜和水果更易于保存。当它们中的一部分被种植在小块土地上后，这些种子发生突变更适于人类食用。即人类在城市出现之后才开始农业种植，从野生植物中培育出如谷物之类的农作物品种，然后进入农业时代。城市在先，农业在后的文明发展模式因此诞生了。

但是也有学者对她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她的研究缺乏专业价值。如学者马克·凡·米歇尔（Marc Van De Mieroop）写道：“在研究古代近东的专家圈子里她（雅各布斯）完全不知名，或者可以说直接被忽视了。”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假设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不符，在现代世界，一个发达的城市区域都有一个同样发达的农业区域作为支撑。并且，在史前时期的特定环境下，这种远距离的食品运输能否实现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运输食物的代价高昂，而运输者也会在运输过程中消耗部分食物。假设一个成年男人一天最大的运输量是35公斤到40公斤，每天最远运输距离在30公里到35公里之间。如果他每天大约消耗1公斤食物，那么他所能运输的所有食物可供他消耗35天到40天，并最远单方向到达600公里远的地方，当然他在返程中也要消耗一定量的食物。还需要考虑的是，为了进行物物交换，他不能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举个例子就可以让这个问题更加清楚明了：

如果一个人要走100公里到新黑曜石城换取黑曜石，那么他在出发时要带上40公斤的食物。他会在三天后到达目的地，那时他还剩37公斤食物，他会拿34公斤食物来交换黑曜石。这34公斤食物可以供城市中的一个居民消耗大约一个多月。现实中的加泰城每年大约有5000居民需要食物供给，那么这种类似的远距离运输一年就需要6万次，而这6万次的运输要在以这个城市居民点为中心、半径不超过100公里的范围之内。加泰地区总共有157平方公里，再考虑到史前时代极其低的人口密度，在此区域没有那么多的人来提供类似新黑曜石城这样的居民点所需的食物。更要说明的是，这一切计算都建立在一个最理想的环境中。另外，怎样才能在如此远的距离下运输活的且未经驯化的动物，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把动物制成肉干来解决，但这一系列活动都被设定在动物未经驯化之前。用河流运输的方式也不可行，类似加泰城的黎凡特地区的河流只可供单向航行。因而尽管雅各布斯理论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很大，但也引来更多专家学者的质疑。(www.xing528.com)

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是研究耶利哥和加泰城遗址的专家，也正是他的研究成果影响了雅各布斯，但他并不否认这类居民点周围存在农业区域。同时，他也强调宗教在这些定居者中的创造性作用，并指出“人是宗教的动物”，宗教体系最早来源于原始智人的精神残留。但是他所研究的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6000年的定居点并不被当作城市的开始，更不能说是城市文明的开端。这些定居点的出现是高度异常的，这些所谓的城市周边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土壤肥沃，并且位于贸易路线上，进而促成人口稠密的聚居地的产生。在这些定居点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性的统治集团，他们的贸易设施中也没有显示城市中存在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这类城市的最终演化结果是长时间的消亡。在公元前5400年后这些城市走向消亡，而在之后的1000多年中，这一区域都没有发现城市性的聚居区。

3.社会性变革导致城市的兴起

社会性变革导致城市生成的理论在古代近东史研究领域颇为流行，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他的著作以逻辑严谨著称。《城市社会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一书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此理论的奠基之作。书中将促成城市兴起的焦点性原因归结为社会性的变革，其研究对象是两个率先进入城市文明的地区：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

美洲。

亚当斯将城市的演化过程分成三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随着农业的发展，固定居民数量增加，农作物产量随之迅速增长。这些因素进而促成人口的膨胀，最终产生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社会集团，并出现了剩余农产品。此时农业生产越来越趋向于专门化，因此一个在产品交换中充当调停者角色的人物成为社会所需，对剩余产品进行再分配的权力逐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第二，社会阶层制度逐渐取代家族血缘关系制度。获取产品的不同途径和方式成为社会阶层新的划分标准，个人的身份认定更加趋向于其社会地位而不再是以往的血缘关系。但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团体划分形式并没有完全消失，与一个真实的或者幻想出来的共同祖先之间的关系仍然在社会分层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第三，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中，上层阶级掌握了整个社会的管理权。首先获得这种权力的是祭司集团，他们依靠宗教带给他们的领导权获得对社会的管理权。两河流域地区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导致人们需要依靠祭司来调节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风调雨顺，因而祭祀仪式主要在于祈求农业的丰收丰产。但是除宗教功能外，两河流域地区的神庙同时具有经济功能，并且经济产品的再分配成为神庙的主要功能。神庙同时也充当了商品交易的场所，日益庞大且功能复杂的神庙起着处理社会不同团体间内部关系的作用。新技术上，因宗教和贸易两方面因素而出现可识别的文字体系为祭司阶层所掌握。手工业上，为满足祭司阶层对特殊化的追求，手工业迅速发展，大量手工业者专门服务于神庙。祭司阶层的兴起同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远途贸易为祭司们所掌控并为之带来昂贵而稀有的资源。祭司阶层逐渐兴起，进而掌控了除宗教外更多的世俗性权力。祭司阶层从社会其他阶层中分离出来，居住或者环绕居住在神庙的周围，形成特定的由祭司专享的居住区域，城市中神庙的威严与权威日益凸显。仅仅在几个世纪后，祭司阶层便开始篡夺世俗政治权力和军队的指挥权，他们的影响力也在城市中多个权力中心的竞争间孕育和膨胀。

亚当斯认为城市的起源是国家兴起的一部分，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是政治和地域上的相对一致而不再是亲缘关系。城市中稠密的人口和社会的阶层化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产生提供了沃土。在亚当斯看来，城市的起源是因为国家的发展。社会是由不同阶层构成的，阶层的划分是根据财富的多寡或者获取产品途径的不同，获得产品的方式可分为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宗教或者行政管理。城市是这些阶层互相影响的场所，或者说是调节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地方。从经济的角度看，城市是各个阶层货物产品和服务产品进行再分配的中心。伴随着社会对这种再分配角色的需要，城市也就应运而生了。亚当斯的理论论述详尽且颇具说服力，在学界赢得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