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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泥板记录下的经济文献:乌尔第三王朝以及楔形文字的诞生和用途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19世纪末开始,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记载经济方面文献的泥板。1661年,他们出版了《乌尔第三王朝的苏美尔经济文献》。有学者认为楔形文字的诞生来源于经济行为,使用楔形文字记录最初的目的就是记账。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债权的形式十分复杂,甚至出现了金融中介。已知最后一个用楔形文字表述的经济文件,出现在公元75年,此时,巴比伦早已不是首都,尽管它还是当地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天文台所在地。

古代泥板记录下的经济文献:乌尔第三王朝以及楔形文字的诞生和用途

两河文明是世界上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文明,也是最早发展灌溉农业的文明之一。在两河流域的南部,城邦国家的意识形态远较北部流行。政治统一成为地区性现实,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邦和帝国,城邦国家的理念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定势。与城邦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是广幅国家。与城邦国家相比,广幅国家控制的总面积大于城邦国家系统控制的总面积,统治者拥有比城邦国家统治者更多的可任意处置的剩余产品,能够在更大规模上创造艺术建筑。行政王权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上一定程度的集权控制。此外,广幅国家的农业连续性较之城邦国家更强。

在两河流域,城邦国家与广幅国家交替存在。乌尔第三王朝是乌尔那穆(Ur-Nammu)在约公元前2113年建立的,也被称为乌尔帝国,属于广幅国家。普兹瑞什达干(Puzriš-Dagān)大致位于两河流域中下游,两河之间中心的部位。从19世纪末开始,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记载经济方面文献的泥板。泥板账目中涉及了百名贡牲中心的官员,其中频繁出现的有几十位。

乌尔第三王朝在舒勒吉(šulgi)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贡牲中心的兴衰是国家强大和没落的晴雨表,二者呈正相关。国家强大时,各地首脑纷纷向中央进贡,国王收到的动物更多,所能处理的贡牲也更多。因此,王室和总督更加频繁地向众神奉献牺牲,还常常将贡牲作为礼物送给外国使节或首脑。同时,贵族、官员以及士兵也需要大量的牲畜以供食用。

根据文献可知,大型的贡牲(分配)中心——普兹瑞什达干司(é-Puzriš-Dagān)是舒勒吉在其统治的第38年建立的,专门负责管理贡牲收支工作,其遗址就是德莱海姆(Drehem)。

德莱海姆出土的泥板文书通常被考古人员临摹、拍照,零散地发表在博物馆的网页或者书刊上。有时,也被学者们释读出拉丁化发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工程”。迄今,在亚述学数据库的网站上,德莱海姆的泥板,或临摹或照片或兼具拉丁化,约有15000块。对于德莱海姆贡牲中心的档案重建,最初的框架始于美国学者琼斯(Jones T.B.)和斯奈德(Snyder J.W.)。1661年,他们出版了《乌尔第三王朝的苏美尔经济文献》(Sumerian Economic Texts from the Third Ur Dynasty)。20世纪初,日本学者前田融(MaedaTohru)也高屋建瓴,从整体出发,对贡牲中心的组织结构进行论述。他最先注意到“mu-túm贡入文献”的重要性,并率先用中心总管的“账目归平”(ki-bi~gi4-a)类文书来构建贡牲中心的组织体系。以色列、德国、希腊学者对此都有研究。

2002年,我国学者吴宇虹教授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档案重建工程”(Drehem Project),运用计量史学及共时性研究等方法,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以收支账目的档案为基础,开始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贡牲中心。迄今,舒勒吉44年到48年间贡牲中心的年历改革已经重建;可以确定舒勒吉39年到47年7月期间的匿名总管就是贡牲中心的首任总管那萨;识别了阿马尔辛王就是舒勒吉王时的王太子乌尔辛(Ur-Sîn,意为月神的仆人),成为王之后改名为神阿马尔辛(dAmar-Sîn,意为月神的神圣牛犊)。(www.xing528.com)

当然,经济文献不止于此。有学者认为楔形文字的诞生来源于经济行为,使用楔形文字记录最初的目的就是记账。公元前3200—公元前3100年的一个石碑上刻的就是交易内容,圆形表示“十”,水滴形表示“一”,上面三个十,下面三个一,加起来就是三十三。在古代两河流域,还有复利。拉旮什的国王从温马手中夺回了之前被吞并的土地,在外交文件中要求温马偿还此前被剥夺土地的粮食产出及利息。当时年利率竟高达33.3%,而由于温马“占领”拉旮什土地已久,复利所得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三)

《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了白银和谷物贷款的利率分别为年化20%和33.3%,但法典对于金融史的重要性不止于此。由于法典建立了法庭体系(包括被告、原告、法官、证人),并强调了私人的财产权,包括了现代法律所必需的主要元素,使得商业行为可以在该法典的指引下进行操作和执行。而对于《汉谟拉比法典》这方面的内容,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债权的形式十分复杂,甚至出现了金融中介。比如,欠债的一方可以用劳力,也可以用谷物来偿还债务;金融中介开始为商人提供信贷,并因此产生了利润空间。早在4000年前,乌尔城市的居民会就会集资投资于某个项目,并要求某种回报。

已知最后一个用楔形文字表述的经济文件,出现在公元75年,此时,巴比伦早已不是首都,尽管它还是当地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天文台所在地。随着文明的衰落、城市的废弃、语言的死亡,这些至今让人惊叹的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湮没。但是金融的机制并没有消失,而是像草蛇灰线一样,贯穿在历史与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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