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楔形文字破译完成之后,罗林森和独立工作的爱尔兰亚述学家爱德华·欣克斯(Edward Hincks)开始破译其他语言的楔形文字。能够破译楔形文字,离不开法国博物学家博塔和英国考古学家莱亚德对古代两河流域遗址的发掘。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里面的泥板文书对楔形文字的破译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851年,欣克斯和罗林森已经可以读懂200个符号。
1857年是关键的一年。在多才多艺的英国东方学家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伯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的建议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决定给释读楔形文字的几个人出一道考题,分别释读还没有发表过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文献《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编年史》铭文。年轻的法国学者叶斯·奥佩尔(JuliusOppert)加入了考试的行列。经验不足的塔尔伯特犯了许多错误,而奥佩尔的译文中有几个段落看上去很奇怪,考官们认为可能是因为奥佩尔英语不好。欣克斯和罗林森的版本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总之,在所有的关键词语上,四位学者的译文都很一致。当然,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英国皇家学会对这一结果很满意。同时,这一事件标志着一门崭新的学科——亚述学(Assyriology)的正式诞生,这是一门专门研究楔形文字的学科。罗林森、欣克斯和法国人奥佩尔被尊称为“楔文三杰”。其中贡献最大者罗林森被冠以“亚述学之父”的称号。当然,楔形文字的破译并不是几个人的功劳。不管是波斯语、埃兰语还是阿卡德语,许多人都对破译做出了努力。
在“楔文三杰”中,除了对波斯语和埃兰语的贡献,欣克斯最大的贡献在于对阿卡德语的解读上。根据拱玉书先生的归纳,他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比较法,比较贝希斯敦铭文里三种语言里的专有名词。第二,替换法,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同铭文(或段落,或单词)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异体”。把异体和正体相互替换,可以带来许多新发现。第三,比较形体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因此他认为,就埃兰符号与巴比伦符号而言,形体相同者,发音也相同。
叶斯·奥佩尔是“楔文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个,在参加皇家亚洲学会的考试时才32岁。后来他相继出版了许多与近东历史相关的书籍。至于罗林森,他不愿意过多地透露自己破译楔形文字的细节,也可能是真的已经忘记。他说:“我已经讲不出我当时确定每个字母读音的方法。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也说不出我发现每个字母的日期。”他并不是专业的语言学家出身,这使得他可以不受语言学禁律的束缚,在不理解语法的情况下,大胆假设,推测大意。因为他语言知识丰富,通晓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所以,他只凭借他自制的字母表中的“辅音”就可以了解词语的意思。(www.xing528.com)
罗林森坚信“巴比伦语”(阿卡德语)是塞姆语的一支。在对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铭文的研究中,罗林森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去逐步地对照研究另两种楔形文字。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100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有多达数百个符号。罗林森发现了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个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闪米特语楔形文字。
罗林森
到了1872年,大英博物馆的员工乔治·史密斯发现了记载着大洪水故事的泥板,上面写着:“房屋,修建船只!丢弃财产,保全性命。把所有活物和种子都带上船!大洪水即将到来,雨水会将天空和陆地连成一片。”这被认为是有关大洪水传说的最古老的记载。其他很多《圣经》中的故事和西方文化也在两河流域找到了源头。
如今,影响最大的亚述学字典有德国学者布鲁诺·迈斯纳和冯·佐登编纂的《阿卡德语词典》、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编纂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CAD)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各国学者编纂的《苏美尔词典》。我国历史学家吴宇虹于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担任客座研究员,参加了苏美尔词典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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