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的赌约及其对楔形文字的研究

楔形文字又称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发明的最早的书写系统之一。它的特点是以黏土为纸，以芦苇为笔。当然，也有的文字被刻在石头和金属上。楔形文字最早由苏美尔人发明，后来被阿卡德人、阿摩利人、赫梯人、埃兰人、胡里人、乌拉尔图人等民族借用，主要在古代近东被使用。所以，同样的楔形文字可能是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读法，用以表达不同的单词。楔形文字大约被使用了3000多年，直到公元前后才最终被字母文字取代，其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一度成为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地区的国际性语言。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家就曾试图破译这种古老的语言，不幸以失败告终。15世纪威尼斯的外交官、商人、探险家和旅行作家吉奥萨法特·巴巴罗（Giosafat Barbaro）考察了中东古代遗迹，回来时带回了他在设拉子（Shiraz）神庙得到的带有楔形文字的石头和泥板。1601年，神学家安东尼奥·德·古韦亚（Antoniode Gouvea）在他的波斯之旅中看到了楔形文字，并参观了一些遗迹。1625年，在1616年至1621年间旅居两河流域的罗马旅行家皮埃特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把他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看到的文字和在乌尔、巴比伦废墟上刻过字的砖块的复制品带到了欧洲。最早在欧洲流传的抄本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德拉·瓦莱认定，楔形文字要从左到右读，但他并没有尝试破译这些抄本。

楔形文字泥板文书

1638年，英国人托马斯·赫伯特爵士（Sir Thomas Herbert）在他出版的一本旅行书中写道，他在波斯波利斯看到墙上刻着“十几行奇怪的字……包括人物，方尖碑，三角形，金字塔”，像是希腊语。1677年，他抄写了一些，认为这些文字是“可读和可理解的”，是可以被释读的。这些文字确实不是字母或象形文字，而是单词和音节，要从左往右读。赫伯特是正确的，然而，在楔形文字破译的历史中，他很少被提及。

1767年，卡斯滕·尼布尔（Carsten Niebuhr）将波斯波利斯的一个十分完整而准确的铭文副本带到欧洲，并且于1778年发现了古波斯铭文的三种“字母”体系，但他没有分辨出三种不同的语言，也错误地认为这三种文字都是“字母”。哥本哈根的弗里德里希·芒特（Friedrich Münter）主教却发现，波斯铭文中的文字是楔形的，他认定它们都属于居鲁士及其继任者的时代。有一个图形在每篇碑文的开头都会出现，他推断，这个词是“国王”。

1802年，德国碑铭学家、语言文献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确定，铭文中提到的名字就是居鲁士和薛西斯。虽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把他的研究报告提交给了哥廷根科学与人文学院，但该学院拒绝出版。这篇研究报告于1815年在其他著作中发表，但是并没有引起其他研究者的注意。当然，也有人说他的文章之所以被学界打入冷宫是因为漏洞百出，一味猜测，没有科学价值。

提到格奥尔格，就不得不提他的赌约。他生于1775年，27岁的时候，借着酒兴和朋友打了一个赌，说自己能够找到破译楔形文字的方法。当时他手上不过只有几张波斯铭文的临摹本。格奥尔格曾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哲学，之后在当地的文理中学代课。为了破译楔形文字，首先，他论证了楔形符号是一种文字而不是装饰图案。这些符号中没有曲线，创造这些文字不是为了书写，而只是想将它刻到坚硬的材料上便于保存。出土的泥板文书很多是经济文件也刚好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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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格奥尔格指出，这些楔形文字的指示方向主要是四个，并且一直如此，而且楔形的尖端总是指向下方或者右侧。两个楔形相交而成的夹角开口方向也始终向右。他因此推断出阅读这些铭文的方法：“手持铭文时，一定是垂直楔形的尖端向下，水平楔形的尖端向右，夹角的开口方向也向右。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就会发现，楔形文字绝对不是垂直书写，而是横向书写的。但是不能将圆柱印章和滚筒印章上的字符作为判断铭文书写方向的标准。”

格奥尔格

格奥尔格也发现了“国王”这个词的含义，他不断地推理和思考，总结出一个序列：“X王，Y之子，Y王，Z之子……”格奥尔格开始了他严密的论证和精彩的解释：

我确信，这两位国王一定属于阿赫门尼斯王朝，因为我认为跟他们同时代的希腊人的叙述总是不厌其烦，相比之下希腊人的史书也是最可信的，于是，我开始查看波斯国王的世系表，研究哪些名字最符合铭文中的特征。不可能是居鲁士和冈比西斯（Kambyses），因为铭文中两个名字首字母是不同的，也不会是居鲁士和阿达薛西（Artaxerxes），因为跟铭文中的两个名字相比，前者的名字太长，而后者的名字太短了。剩下的就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这两个名字了，从文字特征看它们跟铭文也一致，我相信这两个名字是正确的选择。此外，在儿子的铭文中父亲同样被称之为国王，而在父亲的铭文中就再没有这类称呼了，各种字体的波斯波利斯铭文都能证明这一点。

1836年，法国著名学者尤金·伯努夫（Eugene Burnouf）发现，在尼布尔发表的文章中包含了大流士总督的名单。沿着这条线索，他识别并出版了30个字母的字母表，其中大部分他都正确地破译了。一个月以前，伯努夫的一个朋友兼学生，波恩的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教授，也出版了自己关于波斯古代楔形文字的著作，破译了总督的名字。

与此同时，1835年，亨利·罗林森参观了波斯的贝希斯敦铭文。贝希斯敦的铭文对于楔形文字破译的作用，正如罗塞塔石碑对于埃及象形文字破译的作用一样重大。罗林森正确地推断出古波斯语是一种注音文字，并成功地破译了它。1837年，他完成了“贝希斯敦铭文”的抄本，并将其开头几段的译文寄给了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