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沃地：五海之交

新月沃地（FertileCrescent），这个学术名词最早是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在他1906年出版的《埃及的古代记录》中提出的。在新月沃地东部，并行奔流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经的地区就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位于西亚正中，处于高山的包围之间，南低北高，向波斯湾倾斜，处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波斯湾、红海包围的“五海之地”（当然，这其中里海并不是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西亚地处此欧亚交界之处，由此埋下了后来被反复争夺的伏笔，但也因为不同地域文化族群的来往密切，率先迈过了文明的门槛。

两河流域是冲积平原，除泥土外没有其他资源。所以，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的文明特点深受泥土的影响，而文字书写的泥板、建筑所用的模制干砖也都来源于泥土。正因如此，后来的建筑往往建于原有的建筑之上。泥土建筑的反复坍塌和建筑的反复重建形成了两河文明遗址以土墩为特点的形态。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古代两河流域市中心的很多住宅都采用了中庭的设计。为了家族的开放建造中庭，同时也将住宅与街道隔绝开来，提高了安全性。这种中庭式的建筑设计也超越了地域和文化，流传至今。

在古代，这片土地曾先后居住过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阿摩利人等古老民族。基于考古发现，西亚和两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西亚农业起源阶段（公元前7000年）、两河流域农业村落发展阶段（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两河流域的城邦形成阶段（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西亚最早的农业起源于公元前9000年的新月形沃土地带，然后逐次向外扩展，最终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达英格兰半岛。所以，很多欧洲文明最早都可追溯到两河文明。

同世界上很多其他文明的进程一样，人类打磨工具的技术不断进步，慢慢地还能烧陶画纹，一步步从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并向陶器时代过渡。西亚农业起源分为三个阶段：后旧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有陶新石器时期。后旧石器时代以纳吐夫文化为代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定居，并出现了成熟的细石器和骨制艺术品。随着气候变化和森林退化，人们进入了最早的农业阶段（即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这时，只有部分食物来自农业，耶利哥遗址是其中的代表。该遗址发现有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也发现了城市和泥砖。随着气候变干，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大多向北迁移，开始了真正的农业经济，并开始向有陶新石器时期过渡，恰他尔遗址是这一过渡期的代表。而自公元前7000年开始的有陶新石器时期，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向周围地区传播。

在两河流域农业村落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哈孙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哈夫拉文化三支彩陶文化。哈孙纳文化从公元前7100年到公元前6600年，包括原始哈孙纳文化及哈孙纳文化早晚期两大阶段。萨马拉文化从公元前7000年延续至公元前6300年，这里发现有天然的灌溉渠道，并出现了原始灌溉农业；在建筑形态上，出现了内部功能齐全、联系密切的建筑单位；在建筑方法上，以模制泥砖代替泥块，还有量多质精的石容器；在陶器中出现了可能用于祭祀的礼器和文化陶塑。哈夫拉文化位于两河流域最北端，根据彩陶的纹饰和精美复杂程度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彩陶绘有大量写实的植物和动物，中期彩陶以细小和繁缛的几何纹为主，晚期彩陶由单一的红褐色变成红、褐、白三彩纹饰。

渐渐地，城邦形成了。两河流域在城邦形成阶段先后经历了欧贝德文化时期和乌鲁克文化时期。欧贝德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和第二期（公元前6500—公元前5500年）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南部，其遗存分别见于埃瑞都遗址和哈吉·默哈穆德遗址。这两个时期既是该文化的定居与开发时期，也是文化主体的形成时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公元前5500—公元前4000年）则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南北方。从欧贝德文化第三期开始，两河流域南部进入了文化繁荣和发达时期，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宗教建筑、陶器及其他用品的制造和墓葬方面。

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公元前3100年）是最早的城邦国家的形成时期。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聚集在同一地方，由此，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此外，出现了专业的分工和社会等级，宗教性的神庙在继承了欧贝德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愈加复杂起来。神像的位置更加隐蔽，装饰更加奢华，外观也更壮观雄伟。不仅如此，乌鲁克文化末期出现了象形文字，这一阶段因而被称为原始文字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城市革命”时期。之后的早王朝时期则正式迈进了城邦国家阶段。(www.xing528.com)

西方的传世文献中有着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零星记载。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记录了关于波斯、新巴比伦、埃及的历史故事和风俗习惯，但他关于巴比伦的描述颇具奇幻色彩。公元前401年，古希腊的色诺芬率领希腊雇佣军途经亚述首都尼尼微，这时的尼尼微已然成为废墟，而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曾经的辉煌。

公元前275年左右，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贝洛索斯写作了《巴比伦尼亚志》，主要论述巴比伦的历史，其中关于历代巴比伦国王的记载与后来发现的《苏美尔王表》基本吻合，《巴比伦尼亚志》中还记录有与《吉尔伽美什史诗》故事结构相似的大洪水故事，只可惜《巴比伦尼亚志》并未完整流传于世，其内容散见于后世作家的论述中。

除了伊甸园的传说之外，《圣经》中对古代两河流域的描述还有巴别塔的故事，以及亚伯拉罕率领族人从乌尔出发，跨过幼发拉底河走向新家园的故事。因为《圣经·旧约》中的内容主要与犹太人的历史相关，亚述和巴比伦对犹太人的征服也就成为故事的主体。在《圣经·旧约》中，亚述首都尼尼微出现过20次，亚述出现过132次。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攻陷耶路撒冷，并将犹太人移民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这更成为犹太民族历史中的惨痛记忆。此后，还有多位作家在他们的论述中记录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感召之下的传教士踏上了东去的旅途，开始对两河流域地区的遗址进行探查。公元1160年至公元1173年，西班牙的犹太人拉比本杰明游历了近东地区，到访了尼尼微和巴比伦，并相信自己找到了《圣经》中所说的巴别塔。1625年，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发表了他在两河流域的游记，并认出了巴比伦遗址的位置，他将在巴比伦和乌尔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欧洲，那时世上无人识得这种文字，发现者本人也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装饰图案而非文字。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

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文物。队长数学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1761—1767年）。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文物，摹绘铭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国修道院长约瑟夫·德包尚（deBeauchamp，1785—1790年到两河流域）、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Rich，1807—1821年）、杰姆斯·白金汉爵士（1816年）、罗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年）、拜里叶·弗腊舍（Fraser，1834年）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亨利·罗林森（Rawlinson）。1835—188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自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并没有进行发掘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