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港北管：传承百年的音乐之魅

北管自产生的一百多年以来始终处于处于自生自灭的过程，班社组了散，散了组，起起落落。幸运的是，凭借一代代北管传承人的坚守与热爱，北管顽强地生存下来，特别是民间艺术传承的重要性得到认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重视，北管先后被文化部确定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项目，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名录，这一个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使当地人产生由衷的自豪感和社会认同感，于是，在当前民间社团普遍低迷的境况下，北管乐社在泉港城镇乡村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政府对传承保护北管艺术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组织各种演出活动与宣传。与其他地区相比，泉港算是民间戏曲、音乐是传承很完善的地区。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长期而系统化工程，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普通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冷淡的态度和官方的热烈形成了强烈对比。在看似繁荣的乐社背后，我们也感受到更多的担忧，特别在市场经济与激烈竞争下，北管生态已显示出失衡的状况，这种失衡还在加剧。所产生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演出活动空间狭窄，无法形成产业链

承载北管生存发展的空间正在日益萎缩，从根本上说，北管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已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民俗活动。曾经的北管在民俗活动与人生仪礼等喜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但以往北管参与的农村庆典、普度、闹洞房等活动都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娱乐的多样性渐行渐远，如今，泉港的民俗仍十分丰富，妆阁、游神、神诞日、祭祀、祈福等祖宗留下的习俗及岁时节庆、婚嫁仪礼依旧不变，但许多程序或而简化之，或当作陋习而取消，比如明《惠安县志》说“乡里小民，嫁娶论财”，买卖婚姻自然随着新社会的建立而取消，虽然目前仍有嫁女论聘金之说或求婚、问名、纳采、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礼程序依旧存在，但包括弦乐助兴所在的闹洞房却鲜而有之。

泉州北管只是一些小曲、小唱，音调风格相近，形式单一，演出空间狭小，也无法拥有稳定的听众。目前，北管的生存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送葬助丧，这是北管社团最主要的商业活动，一般包括当夜伴丧与次日的送葬两场活动，每队收入在1500元左右，外县另加车费，人数一般10～12人。由于民间北管社团太多，这种白喜事又不能预见，因此有的社团一月也接不到一场活动。

另一便是政府为传承北管而在节假日所组织的各种文艺活动。有史以来，民间戏班乐社几乎没有政府的经济支持，它们只能通过商业性的演出，或者参加民间婚丧嫁娶来获得收入。北管因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政府的支持成为北管最主要的经济保障。特别是2006年北管申遗成功后，泉港政府更是对北管音乐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给予高度重视，针对比较失衡的文化生态，在人力和财力上都能给予支持，积极组织开展举行各种演出和比赛活动，定期举办的节日庆典、文艺展演、下乡巡演、民俗表演，参加的社团都会有一定的报酬。

本人曾于2012—2013年春节期间前往泉港感受艺术之乡的氛围，新春北管大汇唱和化妆表演、广场文化活动、元宵北管音乐会、“圭峰之春”晚会等一系列活动，泉港的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的北管音乐气息。但表面的红火与实际的效果却形成很大反差，以迎笔者所见的迎新春北管大汇唱为例，参加的团队六七个，每队十余人。在泉港主要街区一列排开，这边锣来那边鼓，你方唱罢我登场，为节日增添不少气氛。或许是人们见惯司空，习以为常，偌大的街道广场其实并没有行人停驻观赏，演员反比观众多，倒更像自娱自乐。所以尽管参加北管社团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但北管的受众群体正日益萎缩。

为了鼓励大家的积极性，自2011年开始，分属泉港文化旅游局管辖的每个培训基地在保证正常的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还能得到5000元的资助，用于演出服装、乐器的购置更新及日常活动。经济上的支撑毕竟有限，也不是长久之计。且不说宠大的乐队，众多的成员是财政能力无法顾及的。政府也不可能保证每个人有固定的月工资作为管理的约束力，因此，演员的消极怠工的情形便自然而然产生，遇到演出任务，想来便来，不想来也无妨。或者因为补贴费用过低不具吸引力，或是要参加其他较高收入的商业演出无法出场，抑或是忙于手头的工作而作罢，毕竟北管不能当饭吃，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于组织者而言，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他们常常为临时找替换演员而苦恼。再者，即便是政府扶持参加一些有组织的唱奏活动，所得到的报酬与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比起来显得杯水车薪。

2.社团组织松散，北管传承流于形式

虽然北管社团众多，人员众多，但实际开展日常活动的并不多见。毕竟非职业型的民间团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没有工资保障就没有无太大的约束力。演艺人员组成的稳定性较差，而每个自然村的北管社团为了显示“人丁兴旺”，总是尽可能多地罗列乐社成员的名单，其中有许多仅是挂名，并不实际参加北管的活动。另有一些艺人年事已逾80，行动不便也难已参与活动。许多成员在各乐队重复挂名，如培训基地的人员都是抽调各自然村的北管成员组成的。

此外，北管后继传承也是件困难的事，虽提倡北管进中小学课堂，但也不是普及型的，而是采取课外兴趣小组的形式，挑选一些音乐素质较好的学生来教授，以便于在演出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好名次。有些中小学虽然挂了北管培训基地的牌，但实际上并不积极进行北管方面的教学。另外，且不说适合孩子们演唱的曲目很有限，单是演唱与乐队伴奏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乐队的乐器来说，定调为F较为常见，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示主要乐器的表现力和音色，但对演唱者而言，则造成音高上的难度，反而成为配角。

3.多种民间社团并存，缺乏有力的竞争(www.xing528.com)

如上述所言，在泉港，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民间班社，除了北管社团外，还有芗剧团、高甲戏团、木偶戏团。每逢节日，经常出现在同一村里演上南北戏对台，或“暝头唱北管，暝尾弹南曲”的情景，热闹非凡。以泉港区山腰街道为例，辖区总面积24.6平方公里，现辖12个行政村，4个社区居委会，地方虽小，但却是有名的“戏窝子”“曲窝子”。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山腰先后参加国际国内各类文艺展演和比赛30余次，有26个民间文艺团体分别荣获特别荣誉奖2次，一等奖18次，二等奖25次，优秀演出奖46次；接受海内外艺术交流和新闻媒体采访20余次，其中有日本NHK电视台、凤凰卫视、台湾东森电视台、福建电视台等拍摄专题片。

2006年，泉州北管与南音、掌中木偶、歌仔戏、高甲戏等一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山腰街道先后被福建省文化厅授予首批“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示范点”，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闽南戏曲）之乡”。

以笔者2012年对该辖区民间社团进行过的调查，街道所拥有各种社团列表如下：

表9-19　山腰街道各类社团表

上表可见，在众多的民间社团当中，芗剧戏班数量明显占较大的比重，之所以有如此的旺盛力，主要是闽南地区神庙众多，香火旺盛，佛生日是请戏的重要理由，芗剧则是佛生日最常请的戏班，不仅在泉港，还经常到附近的晋江、泉州、永春一带演出。有的村庄一请就是三天戏，每个村庄轮流请，有时可以接连演出两三个月不回家，收益颇丰。20世纪80年代，泉港芗剧团一度发展到20余个。

作为曾是惠安经济较落后的惠北地区，泉港平均收入不高，改革开放初期，找工作是件难事，芗剧的市场需求使得泉港学戏曲成风，据当年山腰文化站站长庄玉宗回忆，1981年山腰镇文化站建立戏剧培训基地，招收学艺的人员，首次招生便有200多名青年报名，与打零工做苦力或种田相比，学戏并不算太苦，一般学习3～5个月便可登台演戏，这对于平均每个月可以赚到几百元钱的农家子女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剧团要招收学徒是比较容易的事，这也是芗剧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目前泉港的芗剧团仍十分活跃，全区芗剧团共20余支，是泉州地区各县市唯一拥有芗剧团的地区，所以常年巡回于全市各城乡演出，经济效益较理想。演职人员分为固定与非固定两种形式，固定即与团里签订一个月为周期的合约，按月发工资，俗称“捆月”。一般捆月的都是因为市场需求量大，演出场次多，而为稳定演员的一种方式。非固定则按每场次计算，俗称“捆夜”，演员较为灵活，也便于串场。一般后台伴奏每晚160～200元，请戏的事由90%左右都是佛生日。除此以外，“普渡”、“封建日”、婚庆祝寿等喜事也有芗剧的市场，这是否说明芗剧的受众群体很多呢？这倒不一定，演戏的意义在于酬神，戏主要是演给神看的，表达信徒的喜悦与虔诚，有的村庄芗剧的欢迎程度较高，而有的乡村在演出的过程中台下仅廖廖数人。所以，戏班演出的实际效果是其次的。但泉港毕竟是泉港，其文化生态与芗剧的成熟之地漳州、厦门一带，还是有诸多的差异，近年来，泉港芗剧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如来自漳州、厦门的芗剧团强有力的竞争；剧团演员人数少，戏金低；服装陈旧，剧目老套，演出水平参差不齐等等。

另外，高甲剧团虽然不多，但也是极有商业市场的，戏班除了在本地演出，更多的是到周边惠安、永春、晋江一带演出，也以佛生日请戏为主，戏金较为可观，旺季时一场戏的戏金为7000～8000元，甚至一队拆成两队演出。淡季时也有3000元一场。

与这些职业社团相比，北管虽然团队众多，但在市场竞争面前明显底气不足，唯一的商业活动——助丧，经济效益根本无法与芗剧团、高甲剧团等相提并论，即便这样，也有南音社团、戏仔队等其他社团来分一羹。好在凭着一代代艺人的坚守，它最终未在商业大潮中迷失自己，坚守着最初的自己。也由此率先站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上，这是最值得我们欣慰和喝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