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关于北管形成的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清朝光绪年初,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盐兵、淮河缺堤难民等渠道传入泉州市泉港区,在与当地民间音乐不断融和、渗透,演化,形成独特的乐种,这成为多数研究者的依据和定论。另一说法则认为,泉州开元寺甘露戒坛二十四尊飞天乐伎中发现六件北管专用乐器,学者引蔡才厚主编的《鲤城区志》记载:“甘露戒坛建于北宋天禧三年(1019),明建文二年(1400年)重建。”以此证明宋朝或明朝北管音乐就已存在。甚至有研究者从“天子传音”的传说中认为其产生于唐代。
之所以存在争议,笔者认为重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将北管来源定位于民歌,使人们忽略了对真实来源的考查。其二,即使确定北管与明清俗曲有一定的关联,仍涉及俗曲起源历史研究的角度问题,究竟是从曲牌名称说起还是从曲牌唱词和音乐说起或是流传的时间说起?
如果曲牌名称说起,作为明清俗曲遗响的北管就应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的朝代。如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就提及南朝小曲《五更转》,唐代也有以“更”为限的《叹五更》,吟唱体。泉州北管中有《五更串》《叹婚姻》等以五更为词格的内容。如果从曲牌体的唱词和音乐来说,明清俗曲是在明清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流传的具有承前启后性质的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品质。作为“时调小曲”,它“承宋、元戏曲之余绪,明中下叶发展极速,且达于最盛时期……降及清代,南北俗曲,余势犹盛,除旧调之外,复出新声,竞盛一时”[18],应当归于明清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艺术形式。(www.xing528.com)
如果以时间来说,无论是承袭唐词宋词的特点,或是具有明清社会文化气息,就从它成为明清俗曲并流传大江南北的情形看,必然产生于明后至清代,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北管资料有记载的最早的职业艺人出生于1852年,即从他出生算起也已到清朝咸丰二年,在没有其他有力的证据之前,我们只能推断这个时期前后为北管形成的大致时间。二是从歌词中可知,以北管《打花鼓》为例,唱词中有“自从出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作品本身就出现于明末清初,只有当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凤阳,百姓才能无所顾忌地唱出哀怨。试想,朱氏及子孙统治天下的时候,可能允许唱这样的歌词吗?三是明初政府采取“扶农抑商”政策,对富豪、商贾采取强制手段,大量商贾被流放,财产被没收,其崇雅黜俗的文化政策也导致戏曲演剧活动不断遭到禁毁。《中国戏曲史编年·元明卷》按语说:“朱元璋立法严厉,用刑惨酷,史有明载,其惩唱曲者亦用严刑峻法,当实有其事。”[19]作为市民娱乐的各种戏曲小调不可能在这一时期兴盛,至多也就是在官府或民间暗地流传。明中叶,政府放松对商品经济的抑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俗曲兴盛应必然在明中后期,作为北管的明清俗曲至多也是这一时期传入福建。
再从北管与明清俗曲的密切关系,而明清俗曲形成于明、清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看,北管的形成应在明叶后期至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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