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港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中部，东南濒临湄洲湾，南与惠安毗邻，西北与仙游、莆田接壤，与台湾隔海相望，原属惠安县惠北地区，1996年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与惠安脱离，成立肖厝管委会，2000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行政区，更名为泉州市泉港区，为正县级行政机构。以天然的海港物流和石化产业为依托，成为国家规划建设的大型石化港口城市，也是福建省实施闽东南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载区和福建省石化工业的龙头地区。现辖南埔、界山、后龙、峰尾、前黄、涂岭6个镇和山腰街道办事处、国有山腰盐场，下辖99个行政村。陆域面积321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5平方公里。
泉港的特殊首先体现在人口来源的多元化上。古时泉港在地理区域上划归七闽地，新石器时期，古越族人就在就在境域内生息繁衍，从事渔猎生产。这从境内涂岭针蚁山遗址发掘出的石砖、陶纺纶、陶豆及陶片等可得到证明。这里三面临海，地处丘陵，土地贫瘠，素以臭头山、地瓜县闻名，原始的土著先民在这里顽强地生活着，他们傍海而居，习于斗水，从最早的赤手捕鱼，拾贝为食；到后来的依海搭寮，伐木为舟，靠着勤劳勇敢的个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晋代衣冠南渡，几次大规模中原人口南迁，都有不少汉人移居此地，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据《闽书》和《惠安政书》记载，最早入泉港区的，为东汉末将军杨大眼，三国时期，又有吴国将军黄兴与妻曹氏弃官居邑南凤山。公元4世纪西晋至公元12世纪北宋，频仍的战乱造成大规模的汉人移居此地并导致文化中心的南移，位于湄州南边的泉港一带成为晋江流域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泉港的涂岭镇世上村发现一批西晋永嘉三年（309）的纪年墓砖，证明了晋代就有一部分中原人避难迁入泉水港地域，更多的汉人则是第二、三次移民，他们先迁入福建周边的县市，后又辗转移居泉港，如山腰庄氏是一个大姓；祖先由河南固始迁居永春，其后代又由永春移居惠安洛阳，最后定居山腰；坝头连氏则在唐中和年间避乱八闽，至南宋嘉泰年间由仙游移居泉港[1]。这些来自中原的人成为闽地新主人，构成泉港人口的主要来源，他们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和民间信仰，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成为泉港民俗的主体。
除此以外，泉港境内还有少部分少数民族人口。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区36.72万人中，除汉族以外，还有蒙古族、回族、畲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黎族、畲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高山族、水族、纳西族、土族、撒拉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羌族、塔吉克族、京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两万余。其中，以蒙古族、回族、畲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为主，占全区人口6.5%。如今虽历经数百年的汉化生活，这些少数民族居民入乡随俗，语言相通，习性相近，但还坚守原民族的风俗痕迹。如于明嘉靖六年（1527）辗转迁居至山腰钟厝、鸢峰两村的钟姓畲族人，钟厝祠堂中柱有一副表明他们是畲族后裔的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教授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但在往时，钟姓畲族因势力弱小，怕受大族欺压和外族歧视，长期隐而不宣族别，年轻一代也不讲“畲语”。只保持聚族立寨，以手势相认同族的习俗。畲民崇拜狗、蛇、龙、凤之类动物，“狗皇”与畲族传说中的高辛皇的“高皇”谐音，故逢固定传统节日，仍会举行以《高皇歌》为内容的“盘诗会”。因口头流传，加上年代久远，仅存《出征歌》和《成亲歌》二节。这里新人成婚时，必须着一套白色的内衣裤拜天地，三天后方能脱下，之后不复穿，终老时用这套衣服裹体入殓，至今仍沿续此俗。受此影响，周边民众也渐渐沾染上这一特俗。再如，郭姓回族自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迁居泉港，目前已看不出其民族特征，但其习俗上有一些内容与周边汉族居民不同，如汉回混合式墓葬、“禁死不禁生”——在世的回民可以吃猪肉，而祭祀先人时均不能上供猪肉，结婚仪式中有“乞子”环节，等等[2]。
泉港的第二个特殊性体现在方言上，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地区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民俗也因不同的方言区而存在着差异。由于地理位置的缘由及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变更，这个陆域面积仅300多平方公里的方言分为三个区域，即闽南语系、莆仙语系及两种语系的过渡地带，南部山腰、前黄、涂岭三镇持闽南语系，而中部后龙、峰尾、南埔三镇属于过渡区，其方言则介于闽南语系泉州话与莆仙话之间，俗称“头北话”或“下路话”；界山一带邻近仙游枫亭地区的语言属于莆仙语系，俗称“顶路话”，但多少又融进“头北话”的成分而有别于正宗的莆仙话。由于两种方言片区的交叉同化融汇，相邻的乡村甚至不能顺畅地进行语言交流。但无论是闽南语系或是莆仙语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引起方言内部变异。因此虽然从归属地来看，泉港属于闽南地区，但由于地理位置与方言的差异，泉港话似乎同时受到以泉州市区为代表的闽南话以及莆田地区莆仙话的众排，因为泉港本地不同方言区闽南话的韵母、声母上还是声调上都与归属地泉州市区的闽南话差别较大，尤其是界山一带的“顶路话”，对于同地区南边的泉港人来说听起来已有些吃力，再往南走的闽南人就只能听懂个圂囵了。(www.xing528.com)
地方音乐表现出一定的语言习惯和地方色彩。由于方言和地域风俗的不同，人们的欣赏心理也不尽相同。这对处于莆仙方言区和闽南方言区的泉港区来说，表现得尤为突出。故而混杂着莆仙和闽南话两种方言的百姓当中形成一种有趣的现象，他们对戏曲各有所好，据称讲莆仙话的南庄、柯寨一带群众对莆仙戏如痴如醉，对闽南高甲戏则不屑一顾，贬称为“南歌戏”，操闽南语的园庄百姓则热衷于高甲戏，百看不厌，视莆仙戏为“北猴戏”[3]，即使同样的北管，南部讲闽南话的乡镇流行南音，那些北管艺人都熟悉南音，因此在唱奏北管乐曲时多少带有南音的韵味，会有意地运用南音的大三度并置特点。中部越往北边的北管乐队在唱奏北管时，无论在音乐上或是乐器的使用上，又带有莆仙音乐的痕迹。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多方言混合的文化在这里聚集，既融合又独立，由此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多文化杂错局面。
泉港的特殊性也体现在其民风民俗的繁杂上。由于多民族的杂居，故泉港民俗中不仅交织沉淀了古越族与汉族的习俗，融合了少数民族的习俗，更因宋元时泉州国际港口的形成，带来形形色色的异域文化。这里民间信仰相沿久远、神祇甚多，以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为主，泉港这一小小的弹丸之地，区内供奉不知名的乡土神祗小宫庙千余座，其中佛教寺庵达到92座，基督教教堂18座，道教场所11个，民间信仰更是随处可见。社火神诞，信仰兴盛，城乡祈衬禳相沿成俗，演剧成了社火庙会、祈福驱灾不可缺少的敬神娱人的工具。其信仰风俗最大的特色是儒释道与民间封神、祖先信仰水乳交融，有些寺庙甚至把佛、道、乡土神祗一起奉祀，相容并蓄，形成特殊的民间信仰，拥有不少信教群众。每逢年过节，神诞庆典，宫庙香火旺盛，人满为患，男女老少挤满宫庙内外。家家户户堂前屋后敬奉着各自信仰的佛祖、观音、保生大帝、土地公、灶爷、五爷公……这里距离湄洲很近，地缘相近，民俗相通，莆仙“三一教”在这里也拥有为数不少的信徙。这里还是黑面妈祖的故乡，在台湾的天后宫供奉的都是这里分庭出去的黑面妈祖，[4]所供妈祖的宫宇亦有10多座。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泉州港一跃成为东方大港，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民夷杂处”，“市廛杂四方之俗”，并加以融合。除原有的民间信仰外，更包容了从印度、中东、欧洲等国外传入的神灵，如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方济各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这些外来的宗教不但为侨民所信仰，在汉族中也拥有不少信徒。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和平相处，互相交融渗透。除此之外，泉港民众所创造的神灵数量十分惊人，带有任意性和实用性。不但神话传说中的齐天大圣等人物[5]被奉为神灵，星月鱼龙、飞禽走兽、岩石花草、泥土枯骨等也成为崇拜对象…只要需要，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崇拜对象，不受限制，总之，境内的神鬼无处不有，遍布天上、人间和地府，构成庞杂的神鬼体系。
发达的信仰深刻地影响泉港民俗的各个方面，使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都带要附带祭祀活动，讲究禁忌，不同程度地带上神秘色彩。敬拜鬼神、形式多样的信仰活动中都伴随着演戏酬神活动，在百姓的观念中，要获得神灵的欢心和保佑，除了献上丰盛的祭品和虔诚的礼拜外，还要演戏酬神、演戏娱神。不但神诞日要演戏酬神，传统节日、婚嫁寿庆、祭祖、寺庙落成、祭祖、祈雨、庙会、斋醮仪式等都要演戏酬神、谢神，连普度和丧葬也要为鬼魂演木偶戏或打城戏，出殡的日子，一路弦管齐奏，唱曲跳舞，风光了死人，热闹了活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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