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闽南人的移民史看，其迁往东南亚的时间并不晚于迁往台湾，闽南移居海外的人数位居华人首位，特别以泉州、漳州、永春人居多。以至于在相当长时期内，东南亚的“福建人”就是闽南人的代称。“闽南籍华侨不仅出国最早，而且还占闽籍华侨的多数……闽南帮处于领导地位”[42]。虽然东南亚各民族杂居，文化背景复杂，语言种类繁多，但那里的华人社区中，长期以来最通行的语言就是闽南话，其通行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普通话”，就连闽东人、莆仙人、客家人，也大多兼通闽南话，这种语言的通用性与权威性俨然使人们认为闽南话就是福建话，福建话就是闽南话。可见，语言对人类思维起制约作用，是确认同一文化的决定因素。闽南人把家乡的信仰、语言、文化、民俗带到东南亚，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濒临大海，与南洋海路相通的天然地理，为闽南人迁居南洋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海外移民过程。至迟在唐代，就有泉州地区的商人前往东南亚经商，并留居当地。宋元以降，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经商、无地农民、破产、手工业者纷纷搭乘商船，流入东南亚各地，不少人以经商为主，并因此殷富。明朝自朱棣即皇帝位后，国力强盛，造船及航海事业发达。明成祖决定派内官郑和率领舟师出使南洋、西洋。郑和下西洋从明永乐三年（1405）开始，至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七下西洋，历访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沿岸（包括东非）30多个国家。由于福建造船及航海事业发达，郑和常在闽逗留，督促造船，曾在闽南一带招募大批熟练水手及各种工作人员，便有不少应募者随船队出国而久居不归。郑和船队还调集驻福建卫所的军弁随舰出洋，郑和每次出使所带大批珍奇及中国瓷器、丝绸等名产，其中有不少货物在福建置办，因此刺激了福建商品经济发展，一批商人冒充水手、兵弁混迹船队出洋，流寓东南亚各国，成为这些国家的华侨。这些留居马来半岛、印尼、爪哇等地的华人，为多音乐或剧种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例如印尼的甘邦音乐，是由爪哇佳美兰音乐中的木琴与中国的扬琴、二胡、月琴、笛子和铜锣等组成，其音乐名目繁多，有“爪哇佳美兰”、“巴厘佳美兰”、“巽他佳美兰”、“苏门答腊佳美兰”等之分，音阶也有“斯伦德罗”五声音阶和“佩洛格”七声音阶之分，据印度尼西亚的苏塔尔托分析认为，“斯伦德罗“五声音阶可能起源于中国民族五声调式音阶。
嘉靖末年后，漳州月港成为远东著名的海贸中心，“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弊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诸处海贾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门中”，“闽广之地，富商远贾，帆樯如栉，物化繁浩，应无虚日”[43]。商品输出输出，为福建带来巨额利润，白银成为明清主要货币，《广东新语》记载：“用银始于闽粤，以其地坑冶而海舶利耳。”[44]白银的存储，极大地满足了社会经济进步对货币增量的需求，有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大部分流入闽南，“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康熙四十二年（1703）准商船出洋用双桅，华侨出国有了合法的运输工具，于是“漳泉商人贸易东南洋者，逐年而多”。(www.xing528.com)
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前闽南人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台湾，此后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便是东南亚。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台湾，沿海人民前往台湾的去路被堵住了，他们不得不向南洋各地谋生，寻求生路。南安县丰州《陈氏族谱》的记载这一情况：“昔者每渡台湾，或在福州，近者割让，省会肃杀，乡之族人，变更计划，纷赴小吕宋各埠。”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除了继续来到传统的移居地菲律宾群岛、马来西亚半岛及印尼等地外，还将移居地扩大到北婆罗洲、暹罗、柬埔寨、越南等地。鸦片战争以后，闽南人移民东南亚进入高潮，福建省年均出国人数从1841—1875年的1.5万人增加到1896—1900年的7万人。[45]1893年，清政府正式废除海禁，中国国门彻底被打开，时值东南亚经济进入全面开发时期，以潮州和闽人为主的华侨蜂拥而至，再次掀起继移居台湾之后的移居东南亚热潮。据统计，明末清初，南洋华侨总数约10万人，闽人则占70%～80%，这里所讲的闽人实际上指闽南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洋各地的闽籍华侨社会都相继形成。闽南人将闽南文化带到东南亚各国，至今都是联结着祖国与游子情丝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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