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清乐的传播及其影响

明清乐泛指明末清初由中国传至日本长崎的音乐，包括明乐和清乐两部分，无论从明清乐的传入地或传承人看，都与福建有着密切关系。

“明乐”主要的传播者是崇祯皇帝的宫廷乐官魏双候及后代，经由福建传至长崎。魏双候，福建福清人，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的宫廷乐官，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占北京时，为了躲避战乱，这个“朝廷命官”远走他乡，抱着乐器东渡扶桑，宽文六年（1666）来到长崎^[34]，随身带去240多首明代流行的歌曲谱和笛、笙、萧、云锣、管、琵琶、月琴、瑟、檀板等伴奏的管弦乐器。他先住大东琼浦，后寓居长崎，经常演唱。他的音乐被日本人称之为“明乐”，歌词内容包括《诗经》《汉乐府》、唐宋诗词及明代一些礼仪乐歌及佛曲等，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大约在文化五年（1808），魏双侯还被召进日本皇宫演唱、演奏，不过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后来，魏双侯将自己保存的200多首曲谱传给后代，“明乐”在日本受到广泛注意是在宝历明和年间（1751—1772）。当时魏双候的四世孙魏皓（？—1774），字子明，住在上京。他熟悉其曾祖所传“明乐”，据说技艺甚高。有一次，他应宫廷显贵之邀，在船上演奏，博得普遍的赞誉，因而名声大振，许多名人都拜他为师。“明乐”愈加盛行之时，魏双侯的曾孙魏皓在日本京都以演唱、传授其曾祖传下来的“明乐”为生。为了减少传抄乐谱的麻烦和差错，魏皓从200多首曲谱中遴选了50首，于1768年由芸香堂刊印成册，定名为《魏氏乐谱》。该书卷末附有日本朋友海西宫奇撰写的后记，其中记述了魏氏乐谱产生的全部过程以及“明乐”在日本传播的盛况。另外还有《魏氏乐谱》的伴奏乐器。

《魏氏乐谱》因魏双侯躲避战乱而流入日本，在日本刊印后，又辗转返回故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宫廷雅乐不但得以在日本传播，而且使得我国一部分古乐谱得以保存，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

“清乐”指1804－1843年由沿海（特别是福建）传入日本长崎的中国音乐，包括民间小调、戏曲和器乐曲等，主要传播者是商人、僧人、艺人及翻译、外交人员。在枯燥的航海旅途中，歌吟奏舞成为航行者旅途中最快乐的事：“德川时代，对大陆开通的唯一港口是长崎港，与中国的贸易十分繁盛。从乘中国船的人员传入的近世音乐不容易明确其起源。但是，奔向异邦土地的中国商人在长途旅中无事的时候，祭祀天后圣母，献上感谢的祈祷，奔放的音乐中欢乐的情感，中国的旋律流淌在长崎繁华的码头，这些散见于长崎的版画与文献中。”^[35]中国清乐初传日本的160余年间起直接作用的骨干人物包括金琴江、林德健、心越禅师、沈萍香、江芸阁、朱柳桥、李少白，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首推金琴江和林德健两位及传承体系，现藏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的油印资料《明清乐觉书》中记载的清乐的两大传承体系即金琴江与林德健，而《日本音乐大事典》对“清乐的传承系谱”也仅列出金氏与林氏流派，可见日本乐界对他们贡献的认同。《长崎市史·风俗篇下》记录了中国清代早期禅僧、琴学家心越居住长崎时向日本人传授琴曲的情况：

（心越）向长崎人传授琴曲，七弦琴于是盛行长崎，到明治时代弹张弦琴，唱唐音歌者仍然不少。^[36]

日本《标准音乐辞典》在关于“明清乐”的释文中提到日本传授中国清乐的初期情况：(www.xing528.com)

清乐最初是文政左右（1818—1829）清国人金琴江在长崎开始教授的。^[37]

金氏来自中国江浙人，金琴江在日本教授清乐时间较长，影响较大，培养了一批热爱清乐的人士。

林德健，来自福建南安，也是清乐主要流派的创始人，在长崎有着清乐传承系谱，津田南竹、岩永子成、三宅秀莲、颖川连等都为较著名的弟子。

虽然清乐一开始的传播仍以民间传播为主，但在日本却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江户锁国时期，日本严禁国人出海通商，限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等在内的诸国船只进入，唯有中国商船可以入境，因此，这一时期除了中国音乐（清乐）传入日本外，并无其他外国音乐输入日本。其次，江户时代提倡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倍受推崇，深受德川幕府的重视，这成为推动中国音乐在日本吸收发展的助力，清乐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教养高尚的精英阶层的象征。中层以上的家庭，其成员，特别是女子，演奏月琴等清乐器成为时尚，这一切使得曾经颇有影响的魏氏乐望尘莫及且被吸收，以至到江户末期，清乐成为在日本影响最大，乐谱刊印最多，传播最广大的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