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福建是中琉之间唯一的口岸。前往琉球册封的历届册封使，在京领命后都必须到福建筹备造册封舟，招募兵丁及其他随封人员。琉球以进贡、接贡、谢恩等名义来华的使团和留学生也必定从福建登陆并逗留，福建文化必然渗透进琉球的各方面。
（一）册封传播
古代文献中，记载中琉关系较为详细的是明清两代册封使所撰“使录”。册使人选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一般由朝廷文职人员充任，“选举学问优良、仪度修伟者，为正副使”，册封使臣回国后都要将出使经过和琉球情况写成使录、奏疏、纪略及诗文杂记等撰著呈送皇帝御览。
嘉靖四十年（1561），郭汝霖、李际春作为第十四次册封正副使出使琉球，撰写了《使琉球录》（增补），其“用人”一节中记载了中国戏曲在琉球的演出：
诏敕书办陈珮等四名各行粮银五两三钱五分……余二桅班手等，头、二等，护瑊总甲、水稍、军民、行匠、道士、戏子等及二衙门书皂、隶防、马夫、厨馆夫等，俱每名银五两三钱五分。
有关册封使团随带“戏子”的信息，以往使录中均未出现，因此，郭汝霖李际春说的随带“戏子”是中国戏曲传播海外最早的记载。可以清楚看到，“戏子”的补贴与“二桅班手”等人相同，都是“银五两三钱五分”，这些随团而行的“戏子”必然是去琉球从事中国戏曲的表演或参与当地音乐艺能的教授、演出活动的。
最早的福建戏曲传播琉球的记载是明代莆田县涵江人姚旅的《露书》，其书中所载了“闽子弟”及《拜月》《西厢》《买胭脂》等剧目。从姚旅的记载可知，琉球上演的中国剧目丰富，但《拜月》《西厢》《买胭脂》之类反映自由恋爱或《岳武穆破金》、《班定远破虏》之类反映与异民族斗争的内容并不太受欢迎，《姜诗》《王祥》《荆钗》之类以贞操孝廉为主的剧目则广受追捧。记载中“闽子弟”究竟指演剧为闽子弟戏抑或演剧的为闽子弟，并不确定，但必然与福建有直接关系。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子阳作为福建地方官员出使琉球册封尚宁王，其《使琉球录》记载了随从教授三弦等乐器的情形：
乐器有金鼓、三弦等乐，但多不善作；尝借吾随从者教之。亦有土戏，闻皆王宫小从者及贵家子弟习之；登台戴大笠，加以阜帕蒙面，着彩色夷服。群以二十余辈，伛偻婉转同声而讴，皆如出一人。
三弦，是中国传统乐器，多用于民间器乐曲、戏曲或清唱伴奏中，后成为琉球王国宫廷雅乐和冲绳音乐的代表性乐器——三味弦，传播与授艺者也是闽人三十六姓中的文化人士以及册封使团中的乐师。
崇祯六年（1633），杜三策、杨抡出使，这是明代最后一次册封琉球，也是福建戏曲传播海外最为壮观的一次，福建南平画家胡靖撰写的《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又名《琉球记》）记载了琉球演出福建戏曲的重要信息：
国王设宴，例用贴厨，则天使自带十五人，为王办宴，兹封大宴者七，如朔望逢五及十皆小宴，则轮三法司诣那霸相陪，必以梨园演剧，悉用随行者。若彼国者，则不知为何物也……重九宴天使，观龙舟竞渡于斯潭，爰从潭头高埠架亭台，八面玲珑柱，柱以锦毡缠饰，地迥在东，气候甚暖，四时俱花，尽罗致之，四边红绿围绕。时请天使登台，先用随行梨园双演杂剧，遂有六龙竞渡潭中。每舟置歌童十人，头戴扇面，团制如金笠，插一金蝶，羽如鹰翅，身披珠璎珞，飞带杂垂，如仙童样，各执一描金杖，支手立舟中，齐唱夷调。两旁坐夷人，以短楫轮转拍浪，比合相斗，无哄然争胜状，薄暮始散。则汇六舟歌童五十余高歌低舞，共演夷戏，不知其虽何词而演何记，第见其群聚翕如高低不乱，自有一段教习然者。于是主宾尽竟日之欢，极斯潭之胜矣！[1]
从该则记载可知，使团在琉球时，每次小宴会都有福建戏曲演出，重九宴的演出也先由册封使团随行梨园先“双演诸剧”，而后才由琉球国国民龙舟竞渡并表演歌舞。在《明中晚期福建戏曲传播琉球考略》一文中，陈翘依据史料推测出包括重九宴的演出在内，该次册封使团随行的福建戏曲在琉球的演出至少有35场，在重九宴这一盛大演出时，其形式是先由册封使团随行梨园先“双演诸剧”，而后才由琉球国作龙舟竞渡并汇集六舟歌童50余“支手立舟中，齐唱夷调……高歌低舞，共演夷戏”的歌舞表演，场面十分壮观，热闹非凡。
康熙五十八年（1719），徐葆光作为副使赴琉册封，这是中国对琉球的第十八次册封，是历次册封在琉球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山传信录》卷六中说：
国王遣子婿于从客某所学琴，今已失传。国中无琴，但有琴谱；国王遣那霸官毛光弼于从客福州陈利州处学琴，三四月习数曲，并请留琴一具。从之。[2](www.xing528.com)
陈利州为福建福州人，当他授成回国时，毛光弼还作五绝《从天使幕从客陈君学琴成声报谢》说“古乐入天末，七弦转南薰。广陵遗调在，拂珍一思君”[3]，表达对陈利州的感激怀念之情。
册封使者除了传授琴艺，将中国的音乐带到琉球外，还把中国的乐器带到琉球，例如至今保存在岛根县津和野旧蕃家的扬琴上清楚地刻着“凉入堂林鸿年”字样，即为道光十八年（1838）侯官（今福建闽侯县）林鸿年奉诣到琉球册封尚育王时带到琉球的。
朝廷相继派出的23次使团中，多有闽籍人受命出任正使或副使，为双方的友好往来做出贡献。
（二）进贡使团传播
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遣杨载持诏谕琉球，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随杨载入明朝贡，自此，琉球年年以各种名义，如进贡、接贡、庆贺进香、报丧、谢恩、请封、迎封、送留学生、报倭警、送中国难民、上书，接连来朝，有时一岁数至。琉球朝贡使团通常由百余人或数百人组成，抵达福建小住一阵后，福建的地方官员通常安排少数使臣北上进京，大部分人则留在福建从事商贾贸易或学习各种技艺，滞在的时间短则几月，长达一两年。为接待琉球使臣，明廷在泉州本桥村曾建立“来远驿”[4]。福州成为通商口岸后，朝廷又在福州河口地方建立进贡厂和柔远驿，进贡厂用于贮存琉球贡品，柔远驿则用于琉球使臣居住。琉球贡使抵闽后，即被安插在柔远释休息。按规定，“贡使”每冬日给米三升、蔬薪银五分一厘；跟伴水梢每日给米一升、盐菜银一分。回国之日另给行粮“一个月”[5]。琉球人亲闻目睹福建的文化典制、礼仪习俗，把它们带回琉球。因旅途艰辛、水土不适等缘故，病故于华的琉球使臣也被安葬在福州。福州仓山区的白泉庵、鳌头凤岭、陈坑山、张坑山（今称长安山）等，即福建指定为清代琉球人在福州丛葬区之一，也是目前福州市发现琉球墓最多的地方，迄今还有些墓地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它们是福州和琉球历史交往的有力见证。
（三）闽人三十六姓传播[6]
中琉文化交往的另一重要力量是闽人三十六姓。明洪武年间，明廷出于方便琉球与中国的宗藩交往，特赐琉球以闽人三十六姓者居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到琉球后，即“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后来又因“显荣者多，故改曰‘唐荣’。国王厚其裔，世其糈，故取世禄之义曰‘久米’”[7]。这些移居琉球的闽人将中国的政治思想、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生活习俗和各种技艺引入琉球。他们聚居久米村，建立学堂，聘请官话教师，教授四书五经，实行类似中国科举制度的考试，也把寺庙与信仰搬到琉球，“昔闺人移居中山者创建（天后）庙祠，为同祈福”[8]。成化十八年（1482）至清嘉庆七年（1802）300余年间，琉球国王多次遣人往福建学习儒学伦理及各种技术的人员几乎清一色为久米村人，有的甚至“屡过闽，习闽风景，悉解闽人及中原语”[9]。这些移居琉球的闽人对琉球传统音乐的启蒙教化之功也是有口皆碑，《中山世谱》卷三曰：
明洪武二十五年赐闽人三十六姓，始节音乐，制礼法，改变番俗，而致文教同风之盛。④
《琉球国由来记》卷一“王城之公事”及卷四“事始”更是明确地提到闽人三十六姓对中国音乐的传播：
御庭饰以乐器，螺赤头奉行为职业。同笔者如列，早旦登城。螺赤头（鼓吹者）下知饰之。且笔者、锁之大屋子两人，立于御庭浮道之左右，有音乐。辰刻头鼓，已刻再鼓，午刻三鼓。朝拜之时，有大鼓乐。从除夜五更至开定，于御庭，有三度奏乐。乃自闽人三十六姓迁入本国而带来，音乐不异于中华……当国乐，察度王、尚巴志王之世间，自中华传授来乎……[10]
久米村三十六姓许多人的族谱中也记载着琉球王为上江户或萨摩贺庆，派华人子弟或琉球贵族子弟到福州柔远驿学习“唐跃”的信息，他们为福建戏曲在琉球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明清时期琉球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千余人也大部分为久米村“闽三十六姓”的后裔。他们频繁往来于中琉之间，把当时中国先进的科学知识、文化艺术及汉族人的生活习俗等不断地带往琉球，是福建文化在琉球传播的重要途径。
（四）留学传播
为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琉球国从明朝洪武年间就开始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留学生分为两类，少数入国子监学习，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和创造优裕的生活与学习条件，属于公费生，称为官生。另一类半官生和自费生则在福州就读于私学，学习各种技术，这部分人员数量较多，留学时间为七年，在华期间，这些留学生要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并将这种新的礼乐引进琉球。琉球人亲闻目睹福建之文化典制、礼仪习俗，把它们同音乐戏曲都一同带回琉球。鉴于入贡、庆贺、谢恩、上江户等活动所需，琉球国也支持并有意识地保存中国唐跃演艺活动，如18世纪琉球王国首都首里有三处“平等”（行政单位）单位学校每月于三平等学校所实施的“文谈考试集”里，收藏着当时的题目和示范答卷，有一个题目写的是，为避免流失久米村的传统，提倡学习历学、风水、日食月食和“唐歌及唐跃之事”的征文公告书[11]，这些史料中的记载印证着琉乐与闽戏的种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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