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北管的斗戏：独特景象凸显

“斗戏”在旧时中国所有热爱戏剧的地方都存在，闽台地区也不例外，民众追求热闹有趣，是闽台“斗戏”习俗存在的直接原因。村镇广场戏若是对台或多台演出，往往形成斗戏。

漳州平和县九峰镇，曾是斗戏的场所，每逢“元宵节”或阴历六月二十四日田相公生日，当地百姓就在东门外接官亭结起彩楼，邀请三个不同剧种戏班赛戏，俗称“三班斗”。彩楼系用竹木扎成，形似层塔楼宇，每层以不同戏文、多种颜色的人物彩扎装饰，形象副逼真动人，彩楼上还配以五彩灯光。入夜，火树银花，赏心悦目，观者如堵。历来赴彩楼参加“三班斗”的戏班有四平戏的“鸿儒班”“新福班”“老永丰”；外江戏的“老三多”“老福顺”“云天彩”“新天彩”；潮剧的“双福顺”“一枝香”及当时广西省长兼督军陆荣廷办的“广西班”“顺天乐”等。

旅台学者詹邦畿在《八十自述》中回忆民国初年广东饶平墟镇外江戏“斗戏”的场景：“不知是哪一年，乡人也是为关公寿诞在演戏，却同时请来最负盛誉的‘老三多’和‘正福顺’这两个戏班。两座戏台相距数丈，却并排而列。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而戏班却要为自己争个大面子，如何能不卯出全力来？结果，你贴出拿手好戏，我就端来压箱的戏码。观众伸长脖子看，夜深露冷不肯散，于是你加演一出，我也加演一出，一直到台下的人如痴如醉；站着的身体摇摇晃晃；而且日头也从东边的山顶探出红脸孔，双方才各自鸣金收军，明天再来比输赢。”^[92]这样的斗戏，从表面上看，是竞技比拼，归根结底是生存竞争。

漳州南靖县金山镇的“九月半埔”更是远近闻名的“斗戏”场。这里有个辅顺将军庙，每年九月中旬，周边村庙里神明便会被请到这里，举行规模盛大的庙会，演戏酬神是必须的节目。每到农历九月十一日，庙前广场便会搭起四个彩棚，届时四个戏棚同时鼓乐齐鸣，从泉州、潮州、汕头、饶平、龙岩、漳州等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汉剧、潮剧、四平戏等戏班艺纷纷登台献艺，除吃饭稍事停顿外，七个昼夜不间断，所演剧目不得重复，以示阵容整齐，演技精湛。斗戏的结果，棚下没有观众或观众稀少的戏班，该戏班的演员就得穿着戏服在台上伏案而卧，表示败阵。最后一夜再选演出气氛较热烈的剧目，满足观众的欣赏需要，故民间流传着“金山埔，拼尾冥（夜）”的俗谚。据金山镇安厚村81岁的老人吴炎祥回忆：小时候在家乡看戏，两个戏班唱对台戏，哪边演得好，观众就涌向哪边，观众少的那边便不甘示弱，就得想办法来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表演，再把观众吸引回来。小孩子们爱热闹，跟着大人们的左右挪动而不断变换看戏地点，颇感有趣。往往是连续开演七天七夜，往往难分胜负，而每演必有外江戏，足见其盛行。闽西南、潮汕地区的戏班，每以在金山斗戏得胜为荣。如今，金山九月半每年庙会斗戏民俗活动仍存在，但仅剩下芗剧这一剧种了。

同剧种不同戏班之间也会因种种原因形成斗戏，东山的赛成堂和玉和成都是外江戏戏班，在当地名气都很大，赛成堂的学员多为农民、渔民、搬运工、打铁匠、木匠等，家里都十分贫穷，玉和成的学员多为开店做生意的，比较有钱，当时两个戏班互相不服气，常在一起搭台斗戏，一比就是连续几天几夜。漳浦县杜浔镇的洪海通老人回忆，50年代外江戏还很兴盛，当时已改称汉剧，几乎每个村镇都有汉剧戏班并以村镇命名，如逢山汉剧团、庄前汉剧团、文卿汉剧团、古雷汉剧团。当时堂南村与正阳村两个戏班阵容不分上下同，互为不服，斗戏时常斗戏，相持不下，最后由区公所出面调停劝阻，才得以平息。

这种斗戏方式尚属文明的，有时候斗戏难分胜负，双方又求胜心切，往往一言不合，滋事打斗，最终演变成不同戏班管家间的群殴。台湾西皮（新路）与福禄（古路）虽同属于北管系统，但派别不同，西皮属于新派，以皮簧腔系统（西皮、二黄）为主，以吊规子即京胡为其主奏乐器，音调较高亢激越，供奉田都元帅为其始祖。福禄属于旧派，以壳子弦（椰胡）为其主奏乐器，供奉西秦王爷为始祖。两派别除了演唱风格、曲牌、剧目、主奏乐器的区别外，社团名称也有所区别，福禄派通常以“社”命名，如“灵安社”，西皮派则以“堂”来命名，如“得意堂”。中南部则以“轩”“园”为名，如“集乐轩”“梨春园”，他们通常福禄、西皮都学，不像北部派团那么泾渭分明。两派各自设馆、集合门徒，互为仇视，不相往来，迭引纷争械斗。基隆人蔡庆涛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基隆西福子弟，自来不相和睦，彼此设警讥讽，互相瑕疵，每属赛会之明增华门胜一唱百各，小则争锋斗怨，大则拳棒交攻，人命杀伤，时有所闻。”^[93]两派争斗的方式大致有三种：

赛头阵：俗称拼阵头，迎神赛会以阵头较量声势力及出奇制胜，各自鼓舞财团动员角头营造声势。

对台拼戏：事先收集情报，安排戏码，各具一方相对较技，高法吸引更多观众，竭尽所能，俗你双棚绞。观众两边跑，高潮迭起，时而引起喧哗打斗。

演奏排子对决：迎神赛会或相遇对峙，即以大锣声响、唢呐多寡高低、喜庆排场，争先后次序，赏赐金牌、奖金等互不相让，纯为面子。

冲突械斗的事件，带给社会不安与祸害，下面引用《西皮福禄之历史调查》记载：^[94]

光绪七年，由彭达孙继任宜兰知县，因让西皮福禄两党自由弄奏音乐，一时几乎绝迹之西福两党乃重新再唱出歌曲，争斗亦随之而起。自光绪八、九年双方各结党徒，聘请老师学习拳头槌法之各种武术及十八般器械使用法，以应争时之需，从此两党之仇视欺压更甚。

基隆人蔡庆涛手记中所载：

基隆西福子弟，自来不相和睦，彼此设警讥讽，互相瑕疵，每属赛会之期，增华开胜，小则争锋构怨，大则拳击棒交攻，人命伤天，时有所闻。盖地方风习之不同、故习惯因之趋异、此为基津丰年来特有之浇风陋习，为我岛人所尽知，不可掩之事实也。

伊能嘉矩报导了同治四年（1865），宜兰罗东地区一起西皮福禄之争，2000余人参与这场械斗，官方都策手无策，最后是当时开通番界北路的统领罗大春利用其先锋部队才将此次争端平息。这种械斗直到日本统治时期仍在持续，每遇节庆出阵，常须派警吏维持秩序，一直延续到二次大战后。

随着社会型态的转变，北管戏曲由盛而衰，西皮、福路之争早已烟消云散，往昔北管子弟社团派系的对峙，已不可复见。原本盛极一时分布各地的子弟轩社，目前不超过百馆，真正尚能粉墨登场表演子弟戏的轩社，目前仅“梨春园”“荣乐轩”等少数团体。由此可见，台湾北管也呈现严重凋零现象，令人堪忧。

斗戏习俗昭显地区剧种的繁荣和该地区百姓对演剧的喜爱，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看到最精彩的演出，有学者认为：“斗戏对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特别是对戏班的艺术革新，培养尖子演员，提高演出质量，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95]台湾北管艺师林水金说：“‘拼馆’有很好的好处，没有拼馆就没有求进步，例如对方有什么曲目我们没有，就要研究，他有，我们也要有才可以；大家求进步。像现在就不用了，先生请来，学个《三仙白》，会扮啦，《风入松》会吹，牌子最多两宫至三宫，就出去转食了。”^[96]

但由斗戏深化成戏班斗殴伤及艺人生命的情形则完全不可取。有时斗戏双方势均力敌，难解难分，往往连续几天，锣鼓不停，昼夜不息，艺人连续登台逞艺，身心处于极度的疲惫和紧张状态，也对艺人身心造成严重摧残。这样的情形，成年人尚难以应对，何况班里时有十余岁的童伶，更是非人折磨。一旦斗戏，身不自主，饥不得食，困不得眠，表演偶误，还遭打骂，因斗戏累死、打死、病死等丧生者，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这种超乎技艺交流的斗戏习俗，已完全滑出艺术竞争和生存竞争范畴，成为毫无积极意义的社会民俗现象。

【注释】

[1]林枫：《闽南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2]林国平：《福建民间信仰的现状、特点为和发展趋势》，《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

[3]吴子光：《台湾纪事》附录三，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226页。

[4]邱坤良：《日治时期台湾戏剧之研究》，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2年版，第44～45页。

[5]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五十八种，《嘉义管内采访册·打猫南堡》，台湾银行1959年排印本，第36～37页。

[6]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五十二种，《安平县杂记》，台湾银行1959年排印本，第4～6页。

[7]（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90页。

[8]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9]编委会：《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53页。

[10]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11]陈志勇：《广东汉剧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12]薛汕：《书曲散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13]（明）崇祯六年《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

[14]钞晓鸿：《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5]（清）周凯篆修：《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俗尚》，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16]薛汕：《书曲散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17]陈世雄：《闽南戏剧》，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18]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19]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20]邓洪波：《正音书院与清代的官话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年第3期。

[21]邓洪波：《正音书院与清代的官话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年第3期。

[22]董含：《薄乡赘笔》，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3]故宫博物院掌故部：《掌故丛编》第二辑《圣祖谕旨二》，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4]陈盛韶：《问俗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25]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福建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26]（清）朱景英：《海东札记》卷四《记丛琐》，《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9辑，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52页。

[27]杨彦杰：《闽南移民与闽台区域文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8]（清）朱景英：《海东札记》卷三《记气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9辑，大通书局1987年，第29页。

[29]南音北曲：泛指南北种种声腔的戏曲。

[30]马华祥：《弋阳腔源流考》，《戏剧艺术》2006年第4期。

[31]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32]龙彼得：《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33]连横：《雅言》，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4年版，第35页。

[34]徐亚湘：《日治时期台湾戏曲史论》，南天书局2006年版，第56页。

[35]福建戏曲研究所：《福建戏曲历史资料》第十一辑，福建戏曲研究所1980年油印，第34页。

[36]陈世雄：《闽南戏剧》，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37]徐大椿《乐府传声·北字》，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第164～165页。

[38]（清）李渔：《闲情偶寄》，李笠翁《少用方言》，载《剧本》1956年第8期。

[39]万盛、荣华均指四平班社的名称。

[40]廖奔：《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三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www.xing528.com)

[41]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42]孟超然：《瓶庵居士文抄》（卷三），徐晓望：《福建通史》（明清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8页。

[43]陈宏谋：《培远堂寸稿》卷四十，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44]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45]杨榕：《福建戏曲文献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页。

[46]（清）道光《厦门志》卷十三《列传下》，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47]《漳州海澄林氏祀田碑》，现存漳州图书馆内。

[48]林枫、范正义：《闽南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49]（明）王世懋：《闽部疏》，陈瑛珣、梁晓兴：《海外闽南移民网络成立的时、空点——以侨批为依据》，2007年《守望与传承——第四届海峡两岸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50]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所：《清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郝硕〈复奏遵旨查办戏剧遣碍字句〉一摺》，《史料旬刊》1923年第22期。

[51]丁淑梅：《中国古代焚毁戏剧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页。

[52]王耀华：《福建传统音乐》，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53]丁淑梅：《中国古代焚毁戏剧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372页。

[54]（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版，第44页。

[55]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56]（明）赵珤：《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家范》，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1994年印行，第179页。

[57]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福建戏曲历史资料》1963年第2期。

[58]余振豪等修纂：《书林余氏重修宗变“族规”“族禁六款”》，杨榕：《福建戏曲文献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

[59]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04页。

[60]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61]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62]杨榕：《福建戏曲文献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63]杨榕：《福建戏曲文献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64]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南部碑文集成》（上），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198～199页。

[65]（清）林百川、林学源：《树杞林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第33～34页。

[66]罗庆泗：《明清福建沿海的宗族械斗》，《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67]吴增：《泉俗激刺篇》，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庭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68]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69]《福建省例》卷三四《杂例》，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57年版，第697页。

[70]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71]（清）周凯篆修：《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俗尚》，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72]白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73]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74]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75]昭链：《啸亭杂录》（续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7页。

[76]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77]杨榕：《福建民间戏台题记概略》，《中华戏曲》2008年第1期.

[78]杨榕：《福建戏曲文献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79]（清）黄正绅：《双溪草堂诗钞》，陈雷等：《福建地方戏剧》，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3页。

[80]周宁主编：《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4页。

[81]王汉民：《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82]刘如明：《略论晚明戏班与昆曲声腔传播》，《戏剧》2004年第2期。

[83]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84]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85]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五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86]曾学文：《厦门戏曲》，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87]社论：《民间文化不妨多看一眼》，《联合早报》2004年4月28日。

[88]钱德苍：《缀白裘》第三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4页。

[89]（清）焦循：《花部农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90]李慧娟：《台湾北管与日本清乐的比较研究》，远流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91]李慧娟：《台湾北管与日本清乐的比较研究》，远流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92]詹邦畿：《八十自述》，台南儒升设计印刷2003年版，第66～67页。

[93]（日）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5年版，第529页。

[94]宜兰厅调查：《西皮福禄之历史调查》，台湾惯习研究会，记事第三番第一号，1903年。

[95]陈诗侯：《揭阳演戏习俗和演出设施》，《揭阳文史》1987年第7辑。

[96]李慧娟：《台湾北管与日本清乐的比较研究》，达流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宫”是北管人计算牌子的单位，“转食”指演出赚取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