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族大丁众的家族来说，众多的戏班和热闹的演剧无疑也是家族向社会显示势力的手段，因此“迎神赛会，动费数十金”在所不惜。但迎神赛会不止引起“旗鼓杂沓、贵贱混奔，靡费钱物”，还产生“斗奇角胜之祸”。闽俗好斗，尤以闽南漳泉地区为甚。清代学者赵翼称“闽中漳泉风俗好名尚气”“民多聚族而居，两姓或以事相争，往往纪众械斗，必毙数命，当其斗时，虽为翁婿、甥舅不相顾也”[66]。德化县有陈、潘两大家族，关系素来紧张，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为了泄愤，每逢迎神赛会时，陈姓家族演戏，必先演宋代因陷害杨令公而遭包公刀铡的潘仁美，潘姓家族则以演陈世美作为报复。两家族把戏台搭在村口，大吹大擂，示辱对方，每逢演剧，总是充满拔驽张弓的火药味。《泉俗激刺篇》载，泉州东西佛会每年迎神接香，时有发生械斗事件，“东佛去取火，西佛去接香，旗鼓各相当，最怕相逢狭路旁，狭路相逢不相让，流差蓦地相打仗，打仗打死人，石片弹子飞如尘。东家妇，西家叟，茫茫丧家狗，孩子倒绷走，神魂惊去十无九”[67]。因迎神赛会而导致家族、乡族间的冲突，在清代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官府的忧心。这样的公众活动还引起其他的问题，“嘉靖八年元宵节，长泰县于仪门前悬挂花灯，因观众拥挤，自相残踏，踩死107人”，“光绪丙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五日，倌头玄福寺演剧，悬灯坠燃，烧死二百余人”[68]。此类的事情发生，更是统治者禁剧的理由。乾隆时，福建官府颁发《禁迎神赛会》：“八闽地方，每见诞妄之徒，或逢神诞，或遇令节，必呼朋引类，旗鼓喧闹，或抬驾闯神，或迎赛土鬼……竟同儿戏，且若与他迎神相遇，则又彼此争途，稍有不让，群起互殴，反置神驾于道帝，每致滋生事端，身蹈刑法……合行明白示禁。”[69]同治年间福建省督抚又在《严禁迎神赛会札》中发出十项条款，明文禁止“不准各庙演唱夜戏。非特易兹事端，抑且动虞大患。如本年三皇庙（在福州市乌山路），山陕会馆（在福州市贤南路）之事，可不戒哉”[70]，严禁城乡迎神赛会及演剧活动。各地也以聚众演戏妨农害本、靡费资财，且伤风败俗、坏乱人心，甚至导致社会动乱为由出台禁令。
清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载：“赛社演剧，在所不禁，取古人忠孝节义之举，俾观者知所兴感，亦有裨于风教。闽中土戏，谓之‘七子班’，声调迥别。漳州志论其淫乱，弗经未可使善男女见信哉。厦门有荔镜传，演泉人陈三诱潮女王五娘私奔事，淫词丑态，穷形尽相，妇女观者如堵，遂多越礼逃之，案前署同知薛凝度禁止之。”[71]
《上杭县志》之“风俗”曰：“新年民间多闹锣鼓……甚有假以唱作杂戏淫词者，未免有伤风化；且夜间演唱，男女混杂，最易滋事，各乡禁止。”[72]
虽然戏曲被视为洪水猛兽，屡遭官方的禁止，但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戏曲演出从未间断过。一方面，明清统治者采取各种酷吏手段形成帝王权力性话语和禁扮禁演禁止观赏的强制性戏剧文化政策，另一方面，达官显贵穷奢极侈，为满足其声色之娱而蓄养家乐、组建戏班，沉迷观剧。《西厢记》之《佳期》《拷红》，《玉簪记》之《琴挑》，《风筝误》之《逼婚》等被官方明令禁止民间演出的，或社会舆论多有指瑕亦被官方视为极俗鄙的民间小戏，也在内廷频繁点演。朱元璋曾以帝王之尊“锐志雅乐”，称颂《琵琶记》：“五书四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73]清帝好戏尤甚，清代宫廷史料及文人笔记多载演剧观剧活动。康熙年间清廷设立演出机构南府，“至于会稽……所经之地，结彩悬灯，焚香燃烛……我郡彩棚，亦绵亘二十里，游人喧阗，鼓吹之声，彻夜不绝”[74]。乾隆即位，勤于政务，效法康熙，不仅将“康乾盛世”推向高峰，还继承了康熙爱戏、懂戏的遗风。《啸亭续录》卷一载：“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务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自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其于内庭诸喜庆事，奏演祥瑞应者，谓之法宫雅奏。其于万寿令节前后奏演群仙神道添筹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九九大庆。”[75]最高统治者如此，王臣绅士也多如此，加上福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主题给戏剧创作和戏班演出指明方向，以人生悲欢离合婚姻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戏剧就在福建发展起来，戏班也以“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为掩饰进行演出活动。就连从事官方教育的府学圣地，居然也在当地祀孔子的学宫大殿明伦堂上公然私聚搬演被官方视为诲淫之作的《西厢记》，明人褚人获《坚瓠集》卷六记载过明弘治末年北杂剧在泉州的演出：“泉州府学某教授，南海人，颇立崖岸。一日设宴于明伦堂，演《西厢》杂剧。翌日，有无名子书刊一联于学门云：‘斯文不幸，明伦堂上除来南海先生；学校无光，教授馆中搬出《西厢》杂剧’。某出见之，郝然，故态顿除。”[76]可见戏曲的影响力之大。
官府如此，家族对戏曲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如道光年间，屏南县熙岭乡村的潘姓家族开设“潘光闽班”业余平讲戏班，沿继有“潘永万班”“潘永玉班”等以家族为组织的戏班。屏南的多数村庄都办戏班，包括四平戏班、平讲戏班、乱弹班、木偶戏班，甚至出现过本村未办戏班到外村看戏，被外村人瞧不起，不给椅子坐的事[77]。这一时期，宁德县洋中乡周围几十个小村子都有农民子弟学演平讲戏，其兴盛程度如一首民谣所云：“东山岗，平讲班，搭台后门山，丈夫去做戏，妇女管田山，唱过六月四，还有八月三……”永安《熊氏族谱》载熊氏家族因避战乱于元代从江西石城经闽北一种迁徙而定居下来，带来家乡的大腔戏，逢年过节搭台演出，自唱自娱。部分族谱也不忌讳“倡优”，仍将演艺人记入族谱。甚至出现族人以演戏为荣的风气，如福建屏南龙潭村多数农家都有人参与演戏，有的终生以演戏为业。在福建，当代修撰的族谱更无“戏子不能入谱”的禁忌，后世族人反以先辈演艺为荣，将祖宗演艺生涯记录于族谱内。如《德化县志》引该县葛坑祭头村《李氏族谱》：“明初，始祖好戏，组子弟班演闽剧。”李氏族谱经历经多次修纂，这里“闽剧”显然并非清末形成福州的闽剧，泛指福建的地方戏。公族谱载：“乾（李泗）是德化头肇基始祖。公出自永泰溪峙，是溪峙始祖英公第七世孙……为人机巧，善吹笛。公慎言谨行，，和气可亲，谦谦君子，，温温恭人。弦管之音，得心应手。幼学五经，长通六艺，习武不第。”(www.xing528.com)
道光四年（1824），彩元公在本村创办“文艺社”，组织几十名演员在坤峰寨“永昌堂”排练节目。彩元公是很有才气的民间艺人，不但能自编自导，且能男扮女装，演“女主角”，还会演奏管弦乐器。他带领“文艺社”走遍德化、永泰、尤溪等县，演技精湛，每到一地，就收集当地好人好事进行编演，在尤溪各地传授技艺，受到各地观众赞赏，佳绩流传久远。洪武十一年（1378），家族成立“子弟戏班”，是德化县西半片第一个戏班。在“坤峰寨”排演训练，到县内外各地演出，演技超群，受到观众普遍好评和赞扬，其生动事迹载入《德化县志》。[78]
清末民国，福建许多地方逐渐取消禁止妇女看戏的规定，城市的庙会戏台、会馆戏台还设置供女性观赏戏曲的看台，妇女也可以进戏园看戏，社会文明化程度提高。
明清时期，福建因为战乱、海禁、生齿日繁、耕地不足等原因形成大规模移民，主要移居外省、台湾与东南亚诸国，往往采取家族迁移的形式。移居外地的族人仍保持着原有家族的风俗与习惯，强烈的乡土观念，与家乡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演剧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综上，家族作为封建社会民间基层的群体组织，家法族规的制度和措施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成为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有效手段。在聚集而居的传统文化生活中，家族对戏曲的轻视、禁止与家族祭祀、迎神赛会形成冲突与矛盾，戏剧活动所联系的民间社会及其信仰意识则促进了地方戏剧的繁荣发展，充分说明，无论哪个朝代的意识形态或权力性话语，只有符合百姓意愿并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相一致时才可能形成普遍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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