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多数家族不许本族人以演戏为业，不许办戏班，但由于文化生活贫乏，演剧还是祭祀酬神、迎神赛会、禳灾驱邪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剧与闽南家庭组织结下不解之缘，在一些宗族聚居之地，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酬神活动，雇请戏班演剧助兴。宗族内部祭祀先祖的戏曲演出，也被认为是极其慎重的事。清道光年间《永定县志》载：“祈年报赛，迎神申敬，演戏为欢，亦不可三五日而止。近来乡间聚赌，多乘此祈报。会期迎神既毕，犹抽头演戏，经旬累月不休。”[59]为了方便演戏观演，许多家族都在祠堂、家庙旁边搭建戏台、戏场，族人观戏需交纳戏费并纳入家族和乡族的统筹安排：“每人来观者仅收一角，特别位者收三角……计演十一台，其中任劳任怨不可胜言，开除戏费油火费用外，尚余七兑银四十元零二角三仙九点，清册昭然可核。然演戏盈余虽所获无多，前议归作地方公益……庶不负诸君子好善良、乐施之意。”[60]遇上除夕、元宵、寒食、端午、重阳等传统岁时节庆，为祈佑来年的好收成、合境平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乡村迎神赛会的演剧更是络绎不绝，此起彼伏。这些充满仪式与狂欢的迎神赛会，定期将族人聚集在一起，成为族群文化认同和标识共同身份的重要象征。
有些家族甚至将这些祭祖演戏活动作为重要内容记录在族谱中，规约后世子孙延续传统。如武平城北李氏家族的“始祖春秋祭规条”载：“一，始祖原遗有人丁钱一万四千六百文，嗣经阖族公议，将此人丁钱归出五千，以为始祖祠内演戏之用……祭坟之日，值年要雇上好鼓吹十名，及备齐凉伞等项，以壮观瞻……议始祖祠内演戏，于仕缙前三日或后三日内决，宜遵期开演，不得延迟，如违公罚钱一千……”[61]随着地方戏曲的发展和演剧活动的兴盛，各地还出现将民间举行的神诞日庆典、修缮神庙、修建桥梁等演剧信息以碑刻的形式记述的方式。明王应山《闽都记》碑刻载：“由文儒坊而西，为闽山庙……香火益盛，嘉靖初，里人迎神，金鼓喧沸。”[62]有的家族以宗族的名义制定乡规民约，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以维护社会公德和村民的共同利益，要求族人“谨遵规约，共相体贴为妥，切不可视为虚文。嗣后如有过犯之家，定即照上规约核办，决不徇私”，违者将在宫庙戏台及神诞日接受“神诛鬼责”，通过罚戏这种易于聚众的形式警示。罚戏的名目繁多，如华安县仙都乡的唐氏家族在制定祠堂保护规则时载：“祠堂乃祖先妥灵之所，务宜清静，内外不得放养畜类以及不准夏秋收谷至于晾晒衣物等事，如有不顾礼法侮慢族长咆哮祠堂者，族房齐集公罚戏一台，若再抗顽，呈官究治。”②武平县《李氏族谱》“始祖春秋祭条”云：“一议不肯入仕缙尝者，扣其总祠应分胙肉，归仕缙帮贴戏钱。始祖祠内演戏。”位于晋江与南安交界处的五里桥旁搭有一戏台，供“公定界止米货诸人，越界者罚戏一台”时使用。同安区莲花镇后洋村《公禁》曰：“祠堂后园林及大埔站草根，概不许损折铲刮，违者罚戏一台……村内不得窝赌，不得招伙聚赌，违者从重议罚戏一台。”[63]
闽粤渡海来台的汉人，大抵依照原乡村的地缘关系聚居，仍保留着祖地演戏的示禁功能，如乾隆年间台南县柳营乡神农村开观音圳，在水圳的利用上，规定“若恃强纷更，截水挖汴，藉称涉漏，被众察出，罚戏一枱，仍将水份充公”，“不得自顾私鱼，致害公埤，违者罚戏一枱，仍呈官究治”，还有对于埤圳的水份安排，“不得推诿，违者罚戏一枱”[64]。以演剧罚戏的习俗，作为违反公德的惩戒，十分普遍，如成书于日治初期的《树杞林志》载：“偶思官有公法，民有流灌溉，最关切、最紧要，断断不可暂停息也。奈何屡有不良之徒，不顾他人工本，只顾自己口腹，往往毁陂零截圳，塞源绝流，以取鱼虾；全不思圳一无水，田即燥干，苗遂枯槁，妨农害稼，为患不浅。此种恶习，殊堪痛恨。爰是邀各庄长、众业佃，共同立约严禁：无论男、妇、老、幼，如敢故违，仍行毁陂截圳，塞源绝流以取鱼之器具缴街、庄长，公议重罚演戏全台，酒席二筵，红羽大烛，香楮，福炮等物。”[65](www.xing528.com)
这里，罚戏演剧作为社会控制手段，起到约束规范宗族、乡民行为，维护公共财产和设施，调节民众内部纠纷等作用，人们畏于神威，自然不敢任意造次。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其说罚戏是惩戒手段，更不如说迎合乡村民众对演剧的渴望及观赏取乐的心理，这种禁而不止、暗渡陈仓的做法也流露出人的感性和理性——标毁与沉迷，残酷与温情的矛盾。当然，这种简单易行的罚戏形式，对稳定社会和调解人际关系也具有积极意义，百姓们在锣鼓喧哗中既认识到祖宗与神灵的威严，又感受到凝聚力，达到广泛的约束与宣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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